四、法律事实的构建

　　多数学者和公众认为，在当代中国，传媒是公民获得救济的最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律师们也认 为，媒体的支持是案件胜诉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曾有人指出，若要影响案件的结果，与其说聘用一个 律师，还不如雇用一个新闻人(hiring a journalist)。那么，传媒是如何发挥这样的作用的呢？

　　与已有的强调法治话语下传媒通过形成公众意见从外部影响行政机关的决定和法院的判决的进路 不同，2本文关注的是传媒对司法过程某个环节的微观影响。笔者试图说明，在没有证据支撑或者证据存在明显矛盾的时候，传媒对事实的重构作用。传媒通过重构当事人的某些行为细节，给公众造成一种 影像（mage)藉以把一个普通纠纷表述为一个公共话题，通过公众的参与，转化了讨论的视角。

　　由于案件本身具有不可回溯性，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上，法院在判决案件时所依赖的是法律事实。 相应地，在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中，赖以决定案件结果的并不是 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而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比，法律事实具有证据支持、发生法律效果的作 用，它必须由一系列一致的证据加以左证，并由法官加以确认。显然，证据对案件的处理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法官所关注的并不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而是现有的证据证明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判决结 果所依凭的实际是当事人各方证据上的强弱、多寡。在实践中，这经常被表述为，“打官司就是打证 据，。?

　　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列举的双方当事人的四个争议点中，其中第一个争议点一原告的44册教案是 否为被告灭失一具有至为关键的重要性。尽管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但它是其它三个争议点的基 础。但是，如果仔细地爬梳所有的新闻材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从一开始就被忽略了。 原告在于2002年5月向C市N区法院递交的诉状中声称：从1990年至2002年初原告先后交给被告 教案本48册，其范围包含了小学一至六年级的教案，但被告检查考核后，未如数将教案本归还原告。在 其后的答辩状和庭审过程中，被告对原告上交48本的事实进行了否认。显然，最初的诉讼双方对是否 上交48册教案就存在分歧。但首家报导教案纠纷的《重庆晚报》在2002年6月3日的报导中却以“教 案只收不退，老师状告学校’的题目改造了案件的分歧点。之后，原告提出证据（依据学校的登记制度) 证明自己的确提交了 44册教案，而被告通过当时收受教案本的当事人的证人证言也左证了学校返还的 事实。这时诉讼双方仍然实质上对44册教案是否被学校灭失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所有的传媒都没有 聚焦这个争议点，他们更多讨论的是教案所有权的问题。在2003年10月25日的初审判决中，尽管法 院肯定了 44册教案本下落不明的事实，但没有说明下落不明的原因。而在2004年3月29日的终审判 决和2005年5月23日的再审终审判决中，根本没有讨论教案本是否被学校灭失的事实，而是与传媒一 样，用更多的篇幅论证教案的所有权问题。在著作权之诉初审判决中法院正式讨论了教案本灭失的原 因。尽管被告提供了证人证言三份，但法院并没有采信，也没有对此做出解释，而是和报刊一样，认定被 告灭失了原告的44册教案本。

　　传媒更用力着笔的是在道德上对原告受害者形象的刻画。在《中国教育信息报》(2002- 8-7)登载 的一张约九寸的黑白照片中，G面前堆满了教案封面，正认真的备课。照片下面的台词为“教案和学生， 是教师能证明自己价值的最重要的两个成果。”在同版中，尚有另一张G与一位小学男同学的合影。照 片中，男同学朝气蓬勃，带有灿烂的笑意;而站在身后的G老师，却面色沉重，眼光伸向远方。二者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照片下面的台词为“如今，G老师只能看到自己的学生了”。在另外的一张照片中(《中 国教育信息报》，2002-10- 23)，G身着深色上衣，目光忧郁，身后是教室(可能)带有铁栏杆的窗子。在 斗大的被迫下岗的文章题目下，该照片台词为“下一步怎么办”。在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中国法治报 导”专栏中，有这样一组镜头:G的获奖证书、在写字台上的认真备课、在空无一人的教室窗子边眼视远 方。所有的刻画都向公众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尽管G是一个优秀的教师（获奖证书、认真备课）热爱教 育事业(在空无一人的教室远眺、与学生的合影）但她已经不能再教学生了（铁栏杆）如果说照片的寓 意还需要公众去思考的话，那么，报纸上的文字表述就更为直接。《教育:请不要与文明为仇》、《一名优 秀教师意外落聘，27名学生家长联名请愿》、《一场官司诱发一教师下课》、《打击报复？末位淘汰？不 服安排？告状女教师开学未能上讲台》、《用道德的眼光看教案风波》、《教师，请拿起法律的武器>、《好教V斤下岗”了》等等。单单是这样的文章题目就可以看出传媒的道德倾向。事实上，在整个纠纷的解决 过程中，传媒塑造的是一个受害女教师的影像，它传达的基本信息是女教师维权的艰辛历程。其间，蕴 涵着强烈的道德色彩，对G的“优秀”、“好教师”、“受害女教师”的评价与对学校的“无耻”、“与文明为 仇”、“打击报复”的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行文中流露出传媒对G的同情、支持，并对学校、主管部门 乃至判决原告败诉的法院的做法充满了“愤怒”、“悲哀”以及“深层的忧虑”。5这样，传媒通过重构G的 行动细节、通过语词、通过修辞(排比句、感叹号、问号)等塑造了一个被无辜迫害的优秀女教师的影像。 而公众对教案纠纷引发的争论也是围绕着这一影像进行的。“传媒用一种可以预知的和模式化的方法 塑造现实的影像，藉以自己建构’社会结构和历史。而受众通过与传媒提供的符号化建构进行互动，形 成自己关于社会现实及自身在其中位置的看法。” 6这种影像具备了布迪厄所谓的符号暴力，它通过特 殊的动员手段，通过作用于人们对于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方面的感觉、知觉或认识范畴乃至分类系 统，建立了符号秩序，揭示了事物的“法定”意义。

　　经过仔细的梳理，笔者发现在相关的56篇文章中，只有6篇属于新闻报导，其余50篇是评论。后 者的作者多数是教师，或者与教师行业有密切关系，甚至在其它场合发表评论的专家也是高校教师。至 此，笔者意外地发现，其实报纸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诉说自己想法的平台。这意味着传媒发生作用只 是一个表像，其背后的力量是那些支持G的一个群体。与那些在宪法权利案和政治性公众人物案中不 同，传媒在该案中反映的是某个职业群体的利益主张。

　　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合同、聘任等制度逐渐引入各行各业。学校那种既有 的权力格局被打破，通过新制度的引进，学校内的各种力量发生了重组。原有的论资排辈的用人体制逐 渐被打破。年长教师之前可能被认为经验丰富，现在有可能被斥为知识老化;年轻教师之前可能被认为 不守规矩，现在有可能被认为思想开放;之前晋升职称按年龄排序，现在有可能按文凭排序;之前分房有 可能按工龄排序，认为老教师做出了较多的贡献;现在分房有可能打破常规，认为应当排除优秀年轻教 师的后顾之忧;之前的行政职务多任命年长教师，认为他们可以更好地发挥表率作用；现在的行政职务 多任命年轻教师，认为他们精力充沛，有开拓精神。总之，就整个的教育系统而言，与其它单位一样，都 经历了一次振荡。既有的权力格局逐渐肢解，原有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变化。这样，利益分化、重组后的 被触到利益的人，基本上处于一个层面，分享着同样的价值标准。他们作为“受害者”审视着学校的一 切。当第一家传媒报到了 G的遭遇后，他们便找到了一个发表自己言论的缺口。打开的瓶塞溢出了往 日的爱、恨、偏见与欲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公共论坛。8参与这个论坛的绝大多数是学 校的教师！甚至，报纸本身也构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否则，对该案持不同的意见的评论就不该这么少， 而且也不会仅仅作为链接内容加以刊登。

　　如此，这些支持性评论的撰写者们就具有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作者，又是公众。他们无法理解学 校对教案丢失行为的不认帐(尽管没有人去调查实情)。事实上，与他们一起，报刊、电视台、专家意见都 讨论的是“教师教案的权利归属问题”。在这里，教师这一集合概念取代了 G这个个体权利归属这一 价值判断取代了“学校是否遗失了教师的教案本”这一法律事实。由之，G与S小学之间的教案纠纷，通 过公众的参与和讨论，转换成一个公共话题，并进而表述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教师的地位问题一通 过‘教师的劳动成果应得到尊重”、“教师能否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学校不应成为漠视和践踏 知识的场所”等语词表达出来。3这样，实际讨论的与应当讨论的问题发生了置换，忽略的与应当忽略 的视点发生了位移。如此，一个法律事实得以构建。在笔者看来，是本案原告的支持性力量，他们经由 传媒的表述，把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表述为一个公共话题，通过重构某些行动细节，凸显了当事人的道 德影像，凸显了对“权利归属”的争论。这样，传媒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无意识地塑造了一种法律权利 的话语。4在此基础上，媒体忽略、简化了对案件事实的争论。这种忽略、简化潜伏在“权利归属”争论 的背后，产生了一种反忽略、反简化的效应，增强了对本案法律事实的肯认。因为权利归属争论的前提 是:学校灭失了 G的教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