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社会变迁为民事主体提起诉讼提供了制度背景。行动策略经常影响权利实现的程度。传媒 是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支撑机构。传媒通过重构案件细节.塑造法律事实.提供知识.制造公共舆论等环节对个 案产生影响。在！些存在法律漏洞的疑难案件中，传媒对司法的影响是表像，其后反映的是支持不同主张的 力量的较量。这反映了转型社会下不同利益的重组。

　　【论文关键词】行动策略传媒参与细节重构法律事实利益重组引言

　　Abstract：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provide an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for the civil subjects to institute an action. The strategies of action often influence the realization of rights. The media are the important supporting forces in the course of actions. The media sometimes reconstitutes the details of cases, creates legal facts, provides knowledge and makes public opinions to influence the adjudications of cases. In some hard cases the media’ s influence on judiciary is outside, and on back thereof is the contest of different stands which reflects the reorganization of different interests in the changing society.

　　在概念法学看来，法律的适用就是将法律事实装进法律规范这一自动售货机进而得出判决书的过 程。由此，民事权利得以实现，正义得以伸张。出于这样的观念，在那则被称为“全国首例教案官司” M 的案件中，法律学者、法官、论坛、现代传媒等都纷纷将镜头聚在了“G是否对教案享有著作权”、“丢失书 稿是否侵害著作权”等焦点上。与这些讨论的视角和进路不同，笔者关注的是，透过该案所反映出的行 动策略、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与其说G的胜诉是法律/正义支持了她，毋宁说是她以及她 的代理人运用了有效的行动策略，①这种行动策略通过现代传媒而发生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本文认为 原告不享有实体权利）现代传媒掠取了本案最棘手的证据，重构了本案的细节，通过凸显原告的道德 形象而构建了一个“传媒事实”；进而，法官将此传媒事实表述为法律事实。同时，在传媒的表像背后，显 现了以学校为载体的整个教育体制内的力量发生的断裂、分化与重组，这一重组的力量种通过传媒发出 声音。

　　艾普(Charles Epp)曾经指出，个人诉讼通常要耗费原告难以支付的资源，他/她们通常没有时间，没有 金钱没有熬过冗长的多层审级的诉讼经验。他/她们要获得胜诉，必须获得一定的支撑机构（support structure)的帮助。②在我国，传媒就经常发挥着这种支撑机构的功能。我国有关司法与传媒关系的研究 是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语境下提出的，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构筑一个透明度较高的司法过程，同时也维护作 为一项基本权利的新闻自由。目前对此二者关系的探讨要么集中在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制度构建上，要么集中在传媒对司法监督的理念上，或者集中在传媒对民主制度的推进过程中。与此不同，笔者 更关心的是，传媒在司法过程中所发生的微观物理作用。在笔者看来，传媒不仅外在地影响着司法制度 的构建，它还通过积极的案件叙事，实际参与案件的构造，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案件的结果。大致 说来，引起传媒关注的法律案件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涉及一般人物的宪法权利案件（如刘涌案）一类 是涉及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性公众人物的案件(如台湾国务机要费案）一类是存在法律漏洞的疑难案 件(如本案）这三类案件都有可能因为反映了某种吁求而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在前两类案件中， 传媒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是记者与专家，是他们的推动促进了民众的参与。而在后类案件中绝对多数 作者是与涉案人物有相同经历的人，他们既是作者又是民众，他们的参与和讨论更多是为了自身集团的 利益。本文的实证研究试图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传媒对事实的构建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们把一个普 通的民事纠纷叙述为一个公共话题，并在广大受众(社会力量）的关注和参与下，重构了事件的细节，最 终塑造了对案件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法律事实。这种传媒对案件结果的影响更深层的反映的是不同 社会力量的组合。传媒披露的很多案件为什么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关注，而此案却产生了广泛影响？其 原因就在于，该案的报导，与社会上那些关注教师待遇的力量产生了共鸣。在此基础上，这种力量关注、 参与、讨论了案件。就此而言，该案的法律事实的构建以及裁判结果的制作都是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