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部分诗人会在“环境和时代的气氛发生变化，或是失去写作的历史压力之后，他们的创作就显得难以为继，暴露出窘迫和创造力明显不足的征象”[4]260。但对于诗意世界的执著，是诗人成其为诗人的首要标志。当然，对艺术世界的执著，不是深陷于文学的幻境而无法自拔，而是对“人的灵魂定向，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真实的普遍内在要求”[5]19。重要的是，对于当前诗歌创作的状况来说，对“境界”的执著追寻要找准方向，抱守着不知所云的言说环境不但找不到诗歌的出路，而且会使诗歌创作越来越像是文字游戏而走向绝路。重视“意象”的运用，重视“境界”的构筑，才会使诗歌的发展前景更为明朗。意象派庞德等人的诗歌也许对当下的诗歌创作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如他的“人群中这些脸的憧影：/湿黑的枝上的花瓣”[6]31（《巴黎地下铁站》）、“凉冷如铃兰/苍白的湿叶/晨曦中她躺在我身旁”[6]32（《破晓歌》），还有墨西哥诗人帕斯的“静/不在枝头/在空中/不在空中/瞬间/一只蜂鸟”[6]305（《惊叹》）等等。这些诗歌都是用具体的意象群建构起了独特的诗意“境界”，但这种境界并不晦涩难懂，最抽象也会止步于不可言传但可意会的层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一定能看懂的诗才是好诗，但好的诗一定是能看懂的诗。正如童蔚所说：“不怕具体，就怕抽象的危险”[4]383。

　　三、洞烛幽微：诗意寻根和终极之问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2]6。这种反复求索之后的偶然所得，是审美之所以产生的根本。而审美是不完善的生活在完整和谐的形式中的自救”[5]39，所以，诗歌所表达的真景物、真感情不但是“真切的一己之情，而且是诗人对宇宙实底、人生本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体悟”[1]21。将诗歌的终极追求化入到诗歌创作中去，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就都有走向大作的可能，就才能在蓦然回首间瞥见诗性的光辉。同样，诗人要“将个人自我抛入茫茫大块的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永恒中，让自我去面对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作暂时的人格分主义裂，作灵魂拷问，去追究人生无根基性的命数”[1]5，才能将诗歌的发展引向繁荣，才能出现凡井水处都吟咏着的杰作。

　　王国维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2]15。他又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泌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诗词皆然”[2]14。所以，境界才是诗意的出发点，也是诗意的目的。换句话说，诗意就是“境界”所承现出的诗歌的艺术之美，是审美之所以产生的根本。而审美最后仍将归于人的现实意义，正如刘小枫所讲，“人的精神存在恰恰在于能超越一切自然性的束缚，真实的意义才是人的最终归宿”[5]20。在剥落虚幻的表象后，诗人才能找到人类精神的真实所在，才能构筑起时代的诗意“境界”。

　　【参考文献】

　　[1]黄霖.王国维《人间词话》导读[A].人间词话[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徐敬亚.中国诗典（1978-2008）[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4]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庞德等.众树歌唱（欧美现代诗100首）[M].叶维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6]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二版）[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