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最后结束于约翰驾驶着满载女学生的大卡车离开暮色中的南京城，这种逃离的叙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成功拯救而告终。当然，这一方面是出于电影讲述故事的需要，需要一个贯穿式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的确会迎合西方观众的接受习惯，由西方明星扮演的白人形象，成为最终的拯救者，这是符合西方观众的接受习惯的。然而，这样的结尾其实是对小说原意的巨大“冒犯”。在严歌苓的小说之中，玉墨作为战后的幸存者，她以毁了容的面貌出现在1945年南京审判的现场，并由她指证当年日军的南京暴行。在此，小说也以巨大的“叙事空白”已然说出了当年12位姐妹们赴宴之后凄惨的结局。这种小说与电影之间“中外有别”的修改，似乎已经说明我们如今所深陷的南京叙事的主体性窘境。就张艺谋而言，他为了成就救赎者的人性光芒，而不敢面对小说中所揭示的更为悲惨的结局，恰是为了建构其普世主义语法的完美外观，但这正是“南京大屠杀”叙事的问题所在。因此，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在《活着》以后最好的影片，但作为一部叙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它所承担的民族寓言和化解创伤的命定功能，依然让人疑窦丛生。正像评论者所说，我们看到各种电影叙事的视角集中在拉贝、安全区的美国人、日本士兵、假神父与真妓女身上，未来我们还可能看到魏特林的故事、福斯特的故事，却极难完全在本土视角下寻找到拯救者的形象，“书写纯正的民族神话，至少在南京不行”③，蕴涵在此的问题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纯正的民族主义神话早已破产，而绝对的普世主义视角却也不能说毫无问题。在“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书写越来越进入主流视野的今天，如何在民族性中凸显普遍性，而非使民族性消融于普遍性，这恐怕是此后的“南京”叙事亟待克服的历史窘境。对此，在《金陵十三钗》所开创的彻底的好莱坞路线之外，是否有一种更为有力的叙事形式，恐怕是以后的电影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徐刚：《一场未遂的历史对话——关于电影〈南京！南京！〉引发的争议》，《粤海风》，2009年第5期。

　　②朱大可：《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3日，参见“朱大可新浪博客”。

　　③王潇：《〈金陵十三钗〉中的性爱：商业与人性的共谋》，原载于《文学报》，2011年12月29日，参见“左岸文化网”。

　　[作者简介]王亚平（1973—），女，湖北咸宁人，教育硕士，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