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拯救”主题与人性光辉的展示

　　尽管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先生便以“情色爱国主义”为题，指责电影借助艳丽的旗袍和妓女们扭动的腰肢为噱头，在“身体叙事的狂欢”中寻求商业片“发国难财”的方式。②但坦率来说，在这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对市侩哲学的一味批判，并期待任何电影都以拒斥商业化的态度而自说自话，显然并非切合实际的批评态度。相反，抛开影片商业化的基底，撇清妓女故事所包含的情色意味，从中发现电影的可取之处，或许才是面对电影的真正理性的姿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批评家倾向于用“中规中矩”来概括这部电影。恰如人们所说，影片最大的冲突点，在于“十三钗”挺身而出，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保护女学生安全撤离。在此，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替死”的做法，表现出“十三钗”对世俗偏见的抵抗。

　　以战争做背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在切实实践每一个个体的“救赎”。面对战争，面对大屠杀的绝境，每一个人都得到灵魂的拯救，每一个卑微而又偏执的个体，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洗礼，人性的光辉得到绽放。电影之中，不仅仅是那群“风尘女子”，甚至每一个个体，都在危难的情势之中展现出了人性的光辉。由好莱坞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约翰·米勒，这位在《太阳帝国》（1987年，斯皮尔伯格导演）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男孩，似乎从多年前的上海来到了1937年的南京。这位贪财好色、嗜酒如命的入殓师，居然奇迹般地扮演了神父的角色，而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这位流浪汉穿上神父的衣服后，居然像一位真正的神父那样，开始维护生命的正义和灵魂的纯洁。于是，一个是粗鄙的美国二流子，一个是风尘的秦淮女子，他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成全了彼此的“救赎”。

　　而佟大为扮演的国军军官，无疑是电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只差几步就能出城”的情况下，他做出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在此之中，一个抵抗的中国男人给人带来的血脉喷张的力量，虽说不能消弭随后的“屠杀”给观众带来的耻辱和挫败感，但这种“抵抗”所带来的希望，至少冲淡了影片弥漫的血腥给人造成的不安。佟大为和他为数不多的残部，列队迎着子弹扫射炸飞日军坦克的一幕，不管是否出于虚构，都在抒发观众情怀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是那群受到众人保护的女学生们，当她们一直所鄙视的妓女们最后成为她们的“替换者”时，这群睥睨一切的女学生们也在那一刻感受到了刻骨的“成长”和教益。除此之外，曹可凡饰演的孟先生，就像《南京！南京！》中的范伟饰演的唐先生一样，都以起初猥琐，最后悲壮的轨迹，演绎了“汉奸”终成英雄的救赎之路。而那位尚未成年的乔治，也在关键的时刻勇敢地挺身而出。这些普通人的情感变化，无一不是战争所激发出来的崇高情怀，这些都是人性光辉的展示。

　　三、国际视野与普世语法的“症候”

　　作为一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导演，张艺谋在电影商业化的追求之外，其实有着极为明显的艺术野心。他迫切地希望得到世界主流文化的承认，这种倾向早在《英雄》中便已产生，而在《金陵十三钗》中，跻身西方主流的欲望更加强烈。从整个叙事元素来看，《金陵十三钗》可被看作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一部“非常奥斯卡”的电影。相对于小说，电影的叙事清晰地显示出目标定位。原著中的老神父被贝尔饰演的年轻的玩世不恭的“流浪汉”所代替，“这种改变带来的不仅仅是好莱坞一线男星出演的标签，不仅仅是他的到来对于这个商业奇观的标志性意义，他更为直接的作用在于为电影文本提供了一个主动的主人公，一个充满行动的人物；并且，他从玩世不恭的男人到悉心的保护者、温柔的爱人与沉默的英雄的巨大转变，承担着将情感推向高潮的重任。”另外，其他人物出场与最后情节的改变，即每一个都得到“救赎”的结局，便是典型的好莱坞叙事电影的人物发展模式。而电影本身也以“保护女学生”为宗旨，巧妙地消解了国族的、宗教的与传统的宏大叙事，从而在一种商业背景中突出了单纯的人性主题。

　　这确实是一部最与国际接轨的叙事题材，这里不仅仅指的是“穿着旗袍”的“异国情调”，而是更为内在的“自我西方化”的过程。从那部无数人致敬的《辛德勒的名单》，到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再到施林克深受欢迎的小说《朗读者》，中国作家和导演一直希望将“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也写进这个关于战争和人性，杀戮与情感的世界主题序列。以个人在战争中的拯救与牺牲，来反思这场战争，以人道主义的光辉和宏观悲悯的视角拉开历史的围幕。《金陵十三钗》无疑符合这种国际化的创伤叙事模式。甚至张艺谋的作品打磨得更细腻，镜像语言服从感很强。尽管这部从生产、宣传，到销售发行，都瞄准了国际市场的电影产品，有着极为精美和感人的艺术形式，但其做作的痕迹还是极为明显的。电影剧本的改编凝结着严歌苓、刘恒、周晓枫等一流团队的劳动成果，但剧本的打磨却仍欠火候。诸如人物情感的变迁稍显突兀，情感的自然流露受到限制等问题，被挑剔的网友们毫不留情地指出。如评论所诟病的主角约翰，一个贪婪的酒鬼、一个轻浮的色鬼、一个玩世不恭的无神论者，其人格的升华似乎在一刹那之间便惊人完成；而豆蔻们寻找琵琶弦一段近乎儿戏的“出逃”；学生们面对妓女们换衣服的场景时出现的如释重负的欢笑，都有着极为牵强的痕迹。另外如电影的结尾，相较于小说的结尾，少了剧情的交代，似乎不符合中国传统叙事的表达。这些叙事的瑕疵也让人怀疑张艺谋在急功近利的好莱坞路线之中，其内心对艺术和历史的忠贞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