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箱送抵》同样表达了对于囚禁中的蜜蜂命运的忧虑。普拉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高兴地提到，她把蜂箱漆成“白绿相间的颜色”（史蒂文森，279），可见她起初对于养蜂的热情，期待着拥抱充满自然气息和生命力的蜜蜂世界。然而，蜂箱中的世界并不如期待般美好。蜂箱锁着，“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小的栅格，没有出口”，里面是“黑色的”。黑色的蜂箱禁闭的不仅仅是蜜蜂，令普拉斯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困于婚姻，渴望挣脱男权文化的束缚。所以，蜂箱内的躁动令“我”恐惧，寻思着如何放走这些蜜蜂。“我是主人”，“我不是恺撒”，“明天我将做一个遂人心愿的上帝，还它们自由”。“箱子只是暂时存在”，预示着“我”将挣脱桎梏，重获新生。

　　《养蜂会》和《蜂箱送抵》从“蜂后”与“我”处境的相似出发，关注的是个体自我的命运。而《蜂蛰》则更进一步，将对“蜂后”个体的关注纳入了整个蜜蜂世界女性群体的思考之中。诗中，“我”首先关注的仍然是“里面有没有蜂后”，接着在下一节中自答：蜂后一定“很老了”（事实上，在《蜂箱送抵》中普拉斯也连用三个“老”来描述蜂后，突显蜂后的艰辛），“双翅是撕裂的披肩，长长的身体/磨光了它的长毛绒——/可怜兮兮，赤身裸体，毫无蜂后的威仪，甚至丢人现眼”，正是操劳于家中的主妇形象。然而，尽管如此，蜂后和工蜂有着截然不同之处。工蜂是“蜂蜜的苦力”，而蜂后“不是苦力/尽管多年来我一直吃着尘土/并以我的浓发抹干餐盘”。尽管兼具家庭主妇的身份，普拉斯却已意识到自己和她们的不同。“这些只会忙忙躁躁的女蜂/她们的新闻只是绽开的樱桃与苜蓿？”和那些为家庭琐事忙碌的妇女们相比，觉醒的普拉斯有着更高的人生追求。她的诗人梦和写作天赋让她区别于男权文化影响下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成为有掌控自己人生权利的“蜂后”。

　　值得注意的是，《蜂蜇》中出现的“第三个人”，“与蜜蜂商或我都不相干”，在取蜂蜜的过程中被工蜂报复蜇伤了面部，普拉斯借用蜂后的口吻评价说：“它们（工蜂）认为值得为之一死，而我/还要重获一个自我，一只蜂后。”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难理解，普拉斯笔下的“第三个人”是男权文化的代言人，而这些以死抗争的工蜂则代表着当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于她们用极端对立争取自由的方式，普拉斯并不愿意采用。相反，她认为，比鱼死网破更重要的是构建自己独立的身份。最后一节，借用蜂后极富象征性的重生画面，普拉斯表达了自己重获自我独立身份的理想。“她此刻已骤然飞起/比她任何时候都更加恐怖，红色/伤疤划过天空，红色彗星/飞越杀害她的发动机——/这座陵墓，这座蜡制房屋。”

　　然而，普拉斯自己不愿意采用“工蜂”式自取灭亡的斗争方式并不代表她反对女性主义者争取自由。《蜂群》中，她高度赞扬了工蜂的抗争精神。诗人将拿破仑进军欧洲与养蜂人驯蜜蜂入箱进行联想，为原本平淡无奇的事件创造了宏大的氛围，突出了普拉斯对蜜蜂命运的同情，她们失去的是自由，而“有着灰色双手的男人”满足地准备收获大量的蜂蜜，就像拿破仑占领丰饶的欧洲。此时，将养蜂人与拿破仑进行对比，一方面增强了事件的戏剧效果，另一方面突显的是养蜂人的霸主形象，反衬蜜蜂命运的悲惨。然而，蜜蜂并非绝无反抗，而是用生命去蜇伤养蜂人：“蜂蛰大如绘画图钉！/ 似乎蜜蜂也有一种荣誉观，/ 难以驾驭的黑色心智。”“黑色”再次被赋予蜜蜂，造成神秘压抑的效果。此诗中，蜜蜂仍然具有深重的女性内涵，她们面对一个强权的男性形象，被剥夺了自由，辛苦为家庭劳作产“蜜”。而宁可蜇人自杀的蜜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拉斯对于反抗的认同。对于强大的男权文化，任人宰割是不行的。

　　《越冬》明确地将蜜蜂世界与女性联系起来，建立了普拉斯心中的女性乌托邦。普拉斯借蜜蜂世界构造了一个完全的女性世界，“蜜蜂都是女人，/使女和那位修长的皇族贵妇，/她们已经驱除了男人”，那帮男人是“顽梗迂拙、失足歧途的一群粗人”。而将男人驱逐出女性的乌托邦之后，女人依然可以过得很好，普拉斯描绘了一幅温馨的图画，“冬季是女人的时节——/那位妇人/静静地织着毛线，/在西班牙胡桃木的摇篮旁，/她的身体是寒冷中的球茎，喑畏得不能思索”。诗的最后一节充满了希望，对于顺利度过生命中的寒冬，普拉斯充满了信心，因为“蜜蜂在飞舞。它们体味到了春天”。这一切都表明，普拉斯已经跨过了恋父情结的阶段，脱离了男权文化的影响，在构建的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女性乌托邦中，真正成为独立的女性。

　　总体来说，“蜜蜂组诗”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超越了此前的蜜蜂题材诗歌。她把对父亲的依恋、对父女关系的思考转向对女性地位的思考。从个体经验上升到了群体经验，使诗歌获得了超越个人叙事的普遍意义。这种转变，正是基于对蜜蜂意象的挖掘和深入，普拉斯意识到蜜蜂世界与女性世界的相似性，并借蜜蜂世界的特点来勾画出女性独立的美好愿景，使蜜蜂意象获得了独特的丰富内涵。

　　普拉斯诗歌中蜜蜂意象的内涵沿着“父亲、父女关系、女性”的脉络逐渐深化，这种变化也反映了普拉斯诗歌创作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个阶段普拉斯内化男性视角，模仿男性写作传统，看待蜜蜂意象的态度和男性文化传统一致，以至忽视了工蜂的性别；第二阶段是普拉斯意识到自己的恋父情结，并进行反省加以批判以求寻找自我身份定位的过程；第三阶段是自我发现的阶段，普拉斯逐渐克服男权文化的影响，寻找到独特适合女性自己的文学素材和思想，这就是蜜蜂世界与女性的相关性，从而创作出来源于独特女性视角和女性经验的蜜蜂诗歌，最终将“蜜蜂”意象丰富成为女性意识的载体。可以说，普拉斯笔下“蜜蜂”意象内涵的转变，最直接生动地反映了她女性意识的发展和创作艺术的日臻成熟。这一转变和Elaine Showalter（1977）归纳的女性写作三个阶段不谋而合。

　　注释

　　① 文中所涉及的普拉斯诗歌译文，除《悼诗》为笔者自己的

　　翻译，其余主要参考范静烨的译作，略有改动.

　　参考文献

　　[1] 安妮·史蒂文森.苦涩的名声——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

　　生[M].王增澄，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