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则在《校雠通义》中对《汉志》的分类编排体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章学诚认为“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于是提出了“互著说”、“别裁说”。同时章学诚提出：“善法是举，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校雠通义》中对《汉志》研究的单篇见解有的可谓一针见血，令人信服。

　　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是清人研究《汉志》的代表性专著，也是《汉志》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汉书艺文志拾补》的体例是先列所补古籍，再列出处及考证，并加案断。如“《易说赵氏》”条下列《汉书·儒林传》、张澍《蜀典》、宋翔凤《过庭录》中的考证材料，然后加以案断。《汉书艺文志拾补》中补入的书籍包括自先秦至汉中叶的古典目录，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古代图书文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汉书艺文志拾补》之后，姚振宗又著成《汉书艺文志条理》一书。姚氏认为《汉志》“一篇之中，各有章段。不善读者，莫不以为杂乱。其实部次井然，皆有条理”，于是名其书曰“条理”。他把散见于诸书中的有关文献资料附于《汉志》全文之后，详加考证，并加按语。姚氏作注时，以考证一书之存佚真伪、明晰学术流派为主，这是其研究《汉志》的重要特点。

　　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将《汉志》亡佚或未收录之书搜罗穷尽，详加考证。姚明达如此评价姚振宗的成就：“凡上古载籍之名目，后人研究之意见，广搜条录，殆已无遗。有此二书，而后古书显，《汉志》明，诚目录学之绝作也。”

　　五、民国时期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民国时期的学者对《汉志》的研究更加深入，其专著性成果主要有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等。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成书于1917年，王国维在书序中称赞孙氏“读书综大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孙德谦在书中举例四十六条，皆论《汉志》笔法，有“所据事不用条注例”、“一书为数人作者其姓名并署例”、“别裁例”、“互著例”等。

　　《汉书艺文志注解》是姚明煇在武昌高等师范讲课时的产物。该书在注解体例上仍依旧注，在内容上广征博引，广泛征引前人对《汉志》的注疏，如南宋学者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清代学者王先谦《汉书补注》。姚氏《注解》最大的特点在于，对班《志》每略序言之下详加注疏，其中对《数术略》、《方技略》的注解较前人更为详备。但由于刊印年代久远，书中不免有错误之处，这是读者在阅读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最大的特点，是注《汉志》时每书首释存、亡、残、疑；另一特点是书中附录“见存六艺今古文表”、“见存百家真伪书表”、“附录黄侃七略、四部开合异同表”三表，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汉志》中所列书目。但应该注意的是，由于《讲疏》成书年代在民国时期，其思想、观点等方面必然存在瑕疵，如对待儒家思想大加推崇，评价今古文之争失之偏颇，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六、现代学者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现代学者对《汉志》的研究成绩卓著，代表性的专著主要有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陈国庆在《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认为：“《汉书艺文志》虽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但它实际上是中国最古的图书馆目录，我们对于它，应该着重其书目方面的研究。”该书主要是为了帮助一般图书馆工作人员研究中国古籍分类著录，因此它主要侧重于书目方面的研究，详细介绍内容，为《汉志》通俗化、大众化作出了贡献。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是现代研究《汉志》的里程碑。《汉书艺文志通释》全面疏释了《汉志》，甄采前人研究成果，订正《汉志》句读讹误，最后论说评断，如章学诚《校雠通义》认为《尔雅》、《古今字》二书不当入《孝经》类，张舜徽则认为：“汉人恒以《孝经》为五经之总会，故凡涉及诸经通训、经字异同之书，悉附列于此。章说失之。”《汉书艺文志通释》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汉志》，参考前人成果，考辨学术流变，是《汉志》专著史上的又一力作。

　　七、结语

　　观《汉志》研究史，从服虔、应劭到颜师古，从王应麟到郑樵，从王先谦到顾实，从陈国庆到张舜徽，对《汉志》的研究经历了疏通文字到补苴辨正，再到分析编纂体例分类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利用《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目录学理论与规律，是当代学者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好地推动《汉书艺文志》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