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期间发生了宁夏哱拜（博拜）叛乱，但终以明军大获全胜为结。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伐明，连破抚顺、东州、清河等城，全辽震动，万历皇帝也深感“辽东覆军损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⑧万历中晚期官场的腐化堕落、军队的不堪一击等弊端暴露无遗。在随后的“萨尔浒战役”、天启元年的“辽沈之战”、天启二年的“广宁之役”中，明军均惨败，在战争中，明军多位官员“降虏”，如李永芳、孙得功、黄进等，这些不忠不义之臣，引起了广大士人的共愤。如刊刻《禅真后史》的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及其弟陆人龙刊撰的时事小说《辽海丹忠录》中，用守节的高监军之口痛骂其“真狗彘不如”，⑨书中对后金和努尔哈赤诸如“胡”、“虏”、“鞑”、“奴酋”等蔑称随处可见。因此《禅真逸史》中的“虏”实指后金。如第十七回“古崤关啜守存孤，张老庄伏邪皈正”中写薛志义兵败于陈玉和樊武瑞，被擒自刎，作者作诗赞曰：“盗贼全其名，自刎黄泉下。堪嗟降虏人，遗臭千年骂”。陈、樊二人均是“中原正主梁武帝”的“得力干将”，并不是什么“夷虏”，书中从首到此，并没有任何有关夷虏、降虏的描述，凭空来笔，其讽世之意不言而明。书中还有多处“胡虏”、“滑虏”等描写，在此不一一赘述。

　　《禅真逸史》的续书《禅真后史》的刊刻时间，据卷前所存翠娱阁主人之序，末尾明确记载了时间为“崇祯己巳兰盆日”（1629年农历七月十五），翠娱阁主人即杭州书商陆云龙，近年对其生平事迹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对其刊刻《禅真后史》的时间目前学术界已成定论。

　　从上述论证中可得出结论，《禅真逸史》的成书时间最大范围可以明确定在万历四十六年到崇祯二年之间（1618年-1629年）。

　　2.从本书的序跋入手，诸允修的大致生平可以从正史、方志中明确考证，可进一步缩小《禅真逸史》成书时间的范围。

　　现存《禅真逸史》大多数版本中保留了《<奇侠禅真逸史>序》，末署名为“赐进士第、通奉大夫、云南布政使司左布政、司前奉敕整饬行都司提督五位学正、建昌兵粮道仁和诸允修题于静建堂”，其生平最能说明《禅真逸史》的成书时间。诸允修在万历年间到天启五年前的经历在正史上有较清晰的记载。

　　诸允修，字以安⑩、安所，余姚人，徙仁和（今属杭州），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曾任襄城知县，为工部主事，督理通惠河，保卫居民数万户。迁云南，“寇”迫郊外，民拥门号哭求入，以计纳之，所活数十万。11

　　从万历二十九年中进士至天启五年十月丙子任云南左布政使之间的经历如下：

　　（1）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1601年）第三甲124名进士。12

　　（2）万历三十年（1602年）至三十四年（1608年），任襄城县知县，13约4年。

　　（3）万历？至天启元年四月庚寅（1621年6月8日），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14

　　（4）天启元年四月庚寅（1621年6月8日），升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诸允修为四川按察使，建昌兵备道。15任此职至天启三年甲申（1623年3月24日），约两年。

　　（5）天启三年甲申（1623年3月24日）升四川按察使诸允修为云南右布政使。16任此职至天启五年三月壬子（初四）（1625年4月10日），约两年。

　　（6）天启五年三月壬子（初四）（1625年4月10日）升云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诸允修为贵州左布政使17任此职至天启五年十月丙子（初一）（1625年10月31日），约半年。

　　（7）天启五年十月丙子（初一）（1625年10月31日）改新升贵州左布政使诸允修为云南左布政使。吏部复，从云南巡抚闵洪学之请也。18其任职时间大约是天启六年秋后（1626年），任职约一年。因为在天启六年秋后，任云南左布政使的是贵州人潘润民。潘润民（1572-1641年），字用霖，号郎陵，贵州贵阳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四十三年（1615年）出为广东都粮副使，摄布政使事，第二年擢升四川布政司参政，不久告归。天启四年（1624年）秋，诏起为河南参政分守河南道。旬月擢广东按擦使，升云南右布政使，两年后晋左布政使，兼备兵曲靖，后以病告归……19

　　（8）南京光禄卿诸允修墓在灵隐山。20

　　从上述资料看，诸允修任云南左布政使的时间是在天启五年农历十月初一至约天启六年秋。虽然，其为司前奉敕整饬行都司提督五位学正、建昌兵粮道具体时间尚不可考证，但这足以说明《禅真逸史》的刊刻时间是在天启五年十月初一（1625年10月31日）以后。

　　3.刻书业兴盛发达，市场需求大，流通快，这也是《禅真逸史》成书于天启六年左右的有力证据之一。

　　明晚期，随着印刷业的发达，统治者的钳制减少，小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民间书坊兴盛，对小说需求量比较大。一部小说成书后不会像明中前期那样，要经过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刊刻问世。一旦成书，就可以马上刊刻，试举几则材料证明：

　　刻书之盛况，如《建阳县志》所载：“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21又如胡应麟《少室山房丛笔》所描绘：“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帖类书，咸荟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联楹丽栋，搜其奇秘，百部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22

　　私家书坊之兴盛，如较有名气的就有常熟七星桥毛晋的“汲古阁”、钱塘洪楩的“清平山堂”、建宁熊龙峰的“忠正堂”、长洲冯梦龙的“墨憨斋”、乌程凌濛初的“桂芝馆”等。

　　对小说之急需，如征文广告的出现，崇祯四年（1631年）刊刻的《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中：“钱塘后学陆云龙拜手启，一征玉堂告敕；一征经世奏议；一征大匠诗文；一征明公启札，一征明贤行实，一征宇内异闻。惠我者邮掷武林花市铮霄馆陆君翼家下。”崇祯六年（1633年）陆云龙在《皇明十六家小品》中又登了类似广告，且种类更加繁多。23

　　刊刻发行之快，如晚明的时事小说，往往在事件发生后数月就能出书面世。从爽阁主人凡例“爽阁主人素嗜奇，稍涉牙后辄弃去。清溪道人以此见示，读之如啖哀梨，自不能释，遂相与编次评订付梓”等语可知，此书是方汝浩和夏履先合作完成，因此，其成书和刊刻时间间隔是非常短的。

　　4.《禅真后史》是《禅真逸史》的续书，由方汝浩一人撰稿完成。《禅真后史》十卷六十回，体制颇巨，不可能在短短旬月之间便能完成，其书的刊刻时间约为崇祯二年兰盆日（1629年农历七月十五），因此《禅真逸史》成书于崇祯二年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