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禅真逸史》是明末小说创作和评论中心——“江浙文学团体”重要成员方汝浩的代表作品。但对于这部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较为重要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尚不确定，经笔者考证，其成书时间大约在天启六年。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禅真逸史》找到了一把有用的钥匙。

　　关键词：《禅真逸史》成书时间天启

　　一、《禅真逸史》简介

　　明末是通俗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上承明“四大奇书”，下启清中叶通俗长篇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晚明小说家在小说的继承和流变、创新和发展等方面所做的尝试，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禅真逸史》是明末小说创作和评论中心——“江浙文学团体”重要成员方汝浩的代表作品。全称《新镌出像批评通俗奇侠禅真逸史》，又名《残梁外史》、《妙相寺全传》等。根据卷首古杭爽阁主人《凡例》八条中所云“旧本意晦词古，不入里耳”、“此书旧本出自内府，多方重购使得”等语可知，清溪道人方汝浩是在旧本的基础上编著增补而成。全书以八卦之名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集，每集五回，共四十回。约以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年，东魏孝静帝武定三年）至唐贞观十一年（637年），约一百年间各朝的兴衰史为小说的大背景，以主人公林时茂及其高徒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一生的事迹为主线，较广阔地反映了种种社会弊端和人情世态，饱含了作者“喜”、“怒”、“哀”、“乐”、“憎”、“恶”、“赞”、“扬”等情感和期盼“明君贤相共创盛世太平”的政治理想。

　　二、关于《禅真逸史》成书时间的论证

　　《禅真逸史》的成书时间，目前没有一个定论，今主要有四种说法：

　　1.明末说，如孙楷第、路工等人。这一说法最为普遍，但是较为笼统。

　　2.天启朝说，具体那一年待定，如陈大康、马焯荣等人。①

　　3.天启后期说，兑玉在《<禅真逸史>校点后记》中说：“在不能确考其成书年代的情况下，从作品所流露的思想情绪验之时代的政治、社会生活，大体上应是天启后期的产物。”②

　　4.清初说，戴不凡在《小说见闻录》中说：“……凡例六又云：‘故其剞劂也，取利极精，染纸极洁，镌刻必倩高手’，③爽阁主人刻图像自负如此，惜未能目睹原本。我藏此书坊刻本，其原图轮廓尚约略可辨。但以此图与金古良之《无双谱》（按：无双谱为画谱，蒋瑞藻以之入《小说考证》，实误）对照，则令人哑然失笑。盖绣像九幅及反面之图案，全部系自《无双谱》中窃来。（谱中之羊叔子被易为梁武帝，岳鄂王被易为薛志义，陶渊明变成林澹然，班超则成杜伏威……）《无双谱》人像俱栩栩如生，为清初版画中杰构，经此本翻刻，鼻眼模糊，神态全失。第不知原刻是否窃自《无双谱》？若然，则明遗民金古良被爽阁主人窃刻书之时间，当为清初最为可能。《禅真逸史》产生之时代为清初，当无大误……”

　　以上四种说法对《禅真逸史》的成书时间均是一种大致的说法，多半是从现存的版本为晚明本或书中思想情感方面入手，得出为明末或天启朝的结论的，没有列出相应的文献资料作为支撑。而戴不凡先生的说法只是在其收藏的版本上而言的，从其表述中可得知并没有以其他版本为考证依据，故其结论是存在偏颇的。

　　三、《禅真逸史》约成书于天启六年

　　对于《禅真逸史》的成书时间，据笔者考证，应在天启六年左右，原因如下：

　　1.《禅真逸史》书成于万历后期至崇祯二年，这一时间大范围是毫无疑问的。

　　书中非常明显有模拟明四大奇书和《三遂平妖传》等的痕迹。而且书中记录了丰富的民歌小调，如第二十五回中用《挂枝儿》一曲辛辣地讽刺了两个公差“假公济私”、“横行霸道”、“敲诈勒索”、“见钱眼开”等丑恶嘴脸。据《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铜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杆》、《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颂，沁人心腑……”④《三遂平妖传》刊刻在万历二十几年，⑤而《万历野获编》刊刻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故《禅真逸史》成书上限不会早于万历二十年，应在万历三十年左右。

　　《禅真逸史》十二回“都督巧计解僧头，守净狼心验枕故”中描写杜成治因私放林澹然，事发后一惊而死，左仆射谢举、右仆射牛进、大理寺卿黄相等商议抄没其家产，黄相说：“目今朝廷甚缺军饷，据圣意似欲抄没家财，以充国用，虑人议论，故发下旨来，令我等拟议复奏……”次日早朝，武帝下旨：“令枢密院选才能官二员，往武平郡查盘杜都督仓库钱粮，尽解来京充饷。”周乾、史文通搜刮完杜成治家产回京复命时，武帝下旨曰：“将此银两照册给赏边军。”这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和后金开战后，边事紧急，军饷空虚甚大，明神宗万历皇帝“四处疯狂搜刮军饷”的真实写照。⑥加之书中多次出现“虏”字，此字是对边外少数民族的蔑称，在整个万历朝，和少数民族边事之急，莫过于万历四十六年和努尔哈赤辽东开战后。万历中前期虽然在边事上和少数民族也有过交火，但当时，明朝还占据较大优势，且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可以用万历二十年（1618年）出任监军御史的梅国桢把“边事”划分为三个阶段作为证明。其划分如下：

　　从洪武至嘉靖为第一阶段，“虏无岁不犯，我无岁不备，各军虽有战首之劳，无克削之苦”；从隆庆至万历十八年为第二阶段，“和议既成，不修战守，各军虽有克削之苦，无操作之劳”；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年为第三阶段，“外实修和，内欲兼战，修和则仍不免以克削为媚虏之资，兼战则徒有操练无望首功”。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