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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月派”“现代诗派”诗歌的音乐性探索

时间:2014-04-28 14:13来源:www.zglwb.com 作者:李青峰 点击:
摘要:五四以来,新诗蓬勃发展,但新诗过于散文化,脱离了诗歌的本体。新月派和现代诗派在借鉴了中西方诗歌特点的基础上,对新诗进行了反拨,尤其在音乐性的探索上成绩斐然,对新诗音乐性探索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新月派提出诗歌的音乐美,现代诗派主要是强调

  摘要:五四以来,新诗蓬勃发展,但新诗过于散文化,脱离了诗歌的本体。新月派和现代诗派在借鉴了中西方诗歌特点的基础上,对新诗进行了反拨,尤其在音乐性的探索上成绩斐然,对新诗音乐性探索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新月派提出诗歌的“音乐美”,现代诗派主要是强调音乐性“纯诗”,他们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关键词:新诗;音乐性;新月派;现代诗派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67-03

  “诗的文体诗的节奏,诗的韵式诗的结构,包括诗的语言与诗的意象,它们构成了诗之为诗的本体属性”,“现代诗歌研究最薄弱之处突出反映在有关诗歌本体或诗歌形式方面。作为文学门类中的诗歌,对其他文体形式而言,是一门更加形式化的艺术,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诗歌本体艺术层面的各个环节,不然就制约我们对现代诗歌其它层面的研究”[1]。本文着重对现代诗歌本体性研究,主要选取了“新月派”“现代诗派”在音乐性方面的探索,并且发现现代诗歌对因音乐性的强调和最后式微有其必然性。

  一

  现代新诗是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的过程。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背景下,胡适、郭沫若作为主要倡导者实践者。胡适以一种“尝试”的态度开创新诗的先河,他没有过多关注诗歌格律,只把诗歌作为宣传自由思想的武器,并且认为这种格律限制诗歌的自由。因为反对旧体诗也是文学革命的主题,格律也成为忽视和否定的对象,新诗呈现一种散文化的倾向,格律以一种自然音节的形式出现,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注重格律和音乐性的本体特征已经消亡殆尽。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主要表现的是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情感的流溢,缺乏了一定的节制。在汉字音与义的处理上,关注义,把义提高到非常高的地位。他认为诗的节奏不是语音的铿锵变化,抑扬顿挫,而是情感世界波澜起伏的内在节奏。他的这种审美观,导致其笔下的感伤诗在音律方面颇受诟病。新诗,在现代文学诞生之初,走着一条重视自然节奏,不重视音乐性的道路。

  何谓诗歌的音乐性,其实这是一个令人难以一下说清的概念。诗歌的音乐性,其物质基础源于语音,以及语音组合搭配,其配合语义、意象、诗情形成的诗歌节奏的诗歌声学表现。音乐性在诗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朱光潜也说:“诗和音乐一样,生命全在节奏。”“中文诗用韵以显示出节奏,是文字的特殊构造使然”,“就一般诗来说,韵的最大功用在把涣散的声音联络贯穿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曲调,它好比贯珠的串子,在中国诗里这串子尤不能少”[2]。但诗歌的音乐性还是不同于音乐,诗歌音乐性不能制作成乐谱,而音乐可以,音乐的音乐性往往受物质基础的语音限制,诗歌的音乐性与诗情诗意连体共生不可分割,语音与语义组合,不是纯形式。朱光潜认为:“诗与乐的基本类似点在于它们都用声音。但有一个基本的异点,音乐只用声音,它所用的声音只有节奏与和谐两个纯形式的成分,诗所用的声音是语言的声音,而语言的声音都伴有意义。”有位评论家这样准确概况朱光潜的观点:“诗的作品一半是音乐的,一半又是语言的,因为是音乐的所以要注重声音的节奏与和谐,因为是语言的所以要讲究情趣和意象的美妙,以及两者间的契合。诗人所追求的,就是在怎样使音乐化的声音和含有美妙情意的语言相融合起来,以构成一种艺术品。”[3]

  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有其重要的历史传统,朱光潜的诗歌语言是音与义的结合体,和古人对诗歌“辞情”和“声情”的认识不谋而合。“辞情”是语言的意义,“声情”是一种平仄和押韵规范的韵律,是诗歌音乐性的表现。清代美学家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认为“诗辞情少而声情多”,“声情”胜者易歌。王夫之强调诗应该向乐靠拢,因为“声情”对诗太重要了,他说:“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也。”声韵美对诗太重要了,它丧失了,诗味就没有了。对诗歌音韵美的追求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但在现代诗歌发展的草创阶段,胡适等人对音乐性的忽视,导致诗歌缺少了诗的味道。可对诗歌音乐性推崇备至的传统一直绵延不绝,因为有强调诗歌中音乐性的悠久传统,现代文学家们尤其诗人们又接受过这一传统的熏陶,他们对音乐性的重视和践行就可想而知了。据陈雪祖考证,中国传统的诗教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开展广泛,且受广大师生的喜爱,尤其唐诗宋词的“诗美”因素的教育,影响了现代新诗创作的文体选择与审美特征[4]。这种重视音乐性的思想观念,在接受大学教育过程中,已经深入现代诗人心中。郁达夫热衷于做旧体诗,其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的诗限制虽繁多,规律则谨严,历史是不会中断的……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独厚。”[5]他强调了音乐在诗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新月诗人陈梦家也曾说,我们自己相信一点也不曾忘记,三千年精神的源流。虽然现代中国风云流变,但这种精神资源却还一直在现代诗人血液中流淌,不曾中断。梁宗岱对诗的形式与格律的重要性理解很深刻,称其为“新诗底命脉”,“诗,最高的文学,遂不能不自己铸些镣铐,做它所占用的容易的代价”。朱光潜更是从生理观点出发,认为格律是规范人的原始激情,并且从历史回到现实告诫:“新诗当务之急,我以为不在放弃格律,而在于格律之中求变化。”[6]诗歌的音乐性实际上是音律方面的格律,他们对诗歌音乐性强调,其实也是对格律的强调。现代诗歌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这些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大力提倡,客观上促进诗歌音乐性的必然发展,而这种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二

  新月派和现代诗派在音乐性方面做了重要的探索。新月派为了把新诗做得更像诗,注重吸收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论养料,对这种散文化的新诗做了约束,对诗歌本体做了规范。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诗歌美学主张。现代诗派在诗歌格律化和纯诗方面做了很多探索,而梁宗岱的格律探索则以汉语为出发点,借鉴西方诗歌特点,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多体现出对传统诗律的亲近,他是对西方诗学有了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回过头来肯定并立足于中国文字和白话的特殊性,在新诗写作中确立现代汉语的本体地位。

  新月派诗人闻一多的认识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闻一多的新格律是以旧诗格律为参照对象的,其方法上多借鉴西诗音律。在闻一多的诗学理论中,“和谐”“均齐”为审美标准,并且进一步提出新诗格律化主张,鼓吹“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强调新诗中有音尺、平仄、韵脚,建筑美即强调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三美”中的“绘画美”和“建筑美”突出的是视觉,“音乐美”突出的是听觉,与这两个感觉有关的感官是眼睛和耳朵,因为这两个感官离功利性相对较远。闻一多认为,音乐美和建筑美可以和谐相处,他说:“格律诗这样写来,音节一定铿锵,同时字数也就整齐了,所以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绝对的调和的音节,字句必须整齐。”[7]但他也认识到“音乐美”和“建筑美”还是有层次轻重之分的,建筑美成为其在格律诗美学中最凸显的部分。他说:“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时,至少是有一半的印象是眼睛来传达的。”1922年,闻一多《律诗底研究》中提出中国艺术最大一个特质是均齐,要服从建筑美,突出“豆腐块式”的视角感觉,而非听觉[8]。正如徐志摩所说的“单讲外表的形式主义”,闻一多对散文化新诗的反拨,使它进入了诗歌自身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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