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游荡着一个叙写都市和女性的作家群——新感觉派。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感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都市文化，率先开启了中国小说具有的现代性的一面。他们通过建构女性形象诉说着自己眼中的都市图景，女体的描述成为他们笔下独有的典型特征。都市的图景永远与女性纠结缠绕在一起，通过女性的书写完成了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和阐释。

　　关键词：新感觉派小说；都市文化；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0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33-03

　　在左翼作家热情洋溢地宣传普罗文学的三十年代里，有一群迷醉于都市文化的书写者，他们就是生于都市，长于都市的新感觉派作家们。他们是“多少有些封建主义家庭顾虑”，不愿参与政治，不愿以文艺触动政治敏感神经的个体书写者。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新感觉派有自己的一片土地，背离乡村宗土，用强烈的时代气息吞吐着古老的中国儿女的灵魂。他们“把这飞机、电影、jazz、摩天楼、色情（狂）、长型汽车高速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刀”。在描写都市的光与影中，尤为着重的是对女性形象的描述。灯红酒绿的舞厅、喧哗的跑马场、富丽堂皇的歌剧院无一不充斥着女人曼妙魅惑的身影、扭动的腰肢、瑰红的嘴唇、迷人的“狐步舞”。女性幻化成都市的信号传递着暧昧的讯息。

　　一、女人：都市文化的潜在隐喻

　　都市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它以冰冷的线条、高速的运转、钢铁的架构划破了乡村宗土桃源般的宁静。它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将女性裹挟进了这耀眼炫目的舞台。女人由此脱离了传统“贤妇淑女”的范式，以一种新的姿态出场于历史舞台。这种惊世骇俗的女体描述便是新感觉派们眼中都市文化的投射。女子千百年来被规定、被书写，始终处在被压制的地位中。“妇，服也”（《释名》）。女人永远是男子的从属品，是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他者。在新感觉派笔下，我们仿佛看见了沐着欧风美雨的解放了的女性，以为“女人有史”的时代到来了。可是，女性在这里仍是男性话语借以表达情感的工具。女性是客体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女人是都市文化的空洞代指。新感觉派将都市的隐喻化为女体呈现出来，我们看到的女性不是女性本身，只是都市文化的象征。

　　都市文化的浮躁、焦虑、难以把握都通过女子这个载体被作家书写出来。现代都市的高速发展使古老的中国乡土社会一下子被打破，城市中夜以继日的快节奏敲打着人们脆弱敏感的神经，这里既有灯红酒绿的迷醉，也有难以忍受的狂躁。一方面，人们沉迷于舞厅、跑马场、歌剧院所带来的快感，另一方面，是放纵之后深切的孤独感。正如穆时英所说：“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对于现代文明的突然而至，乡土中国还没做好承接的准备。女性的冲破自我，找寻自我在作家笔下显得空洞，只有“叽叽喳喳肉的喜悦”。女子成为都市文化的指称符号，一个宣泄男性情感的代言人，而不是在都市的舞台展现女性自我本身。

　　女性人物在文本中的出场是作家对都市文化的另一种投射。换言之，与其说新感觉派在表现女人，不如说他们在借女人言他们欲罢不能的都市情绪。新感觉派迷恋于充满肉欲的都市生活，投射在女性身上便是：

　　“我不十分爱像我们那么穷的女人，一双手又粗又大，一张大嘴，两条粗眉，一对鲇鱼脚，走起道儿来一撇一撇的，再搭着生的干巴巴的，丑八怪似的——我真不明白她们会不会是男人假装的！我顶爱那种穿着高跟鞋的；铄亮的丝袜子，怪合式的旗袍，那么红润的嘴，那么蓬松的发，嫩脸蛋子像挤得出水来似的，那种娘儿，那才是女人哇！”[1]（《咱们的世界》）

　　很明显，穆时英对于“生得干巴巴的，丑八怪似的”农村妇女的厌恶，正是对乡村宗土的背弃，也就是对于现代都市难以抑制的向往。可是穆时英又说：“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2]。对都市的本能恐惧又使人痛苦、迷茫。女性在这里就成了都市文明矛盾心理的承载者。

　　二、都市文化、男性话语双重阐释下的女体

　　女性的身体是都市文化的象征，作家在对女性身体的想象中完成了对都市文明的解剖。女性的身体千百年来就背负着沉重的负荷，是父权社会中金钱的交换物，是儒家文化中传宗接代的工具。女子从来都是从属于男子的私人物品，所会的全部技艺就只是怎样取悦于这个承载身体的社会。“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所谓妾妇之道，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所以女子惯有的技法就是“有美的身体，以身体取悦于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