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阿凡达》与电影技术悖论

　　（一）作者电影——《阿凡达》

　　自20世纪末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动的技术飞速发展已经超越前两次科技革命的所有成就，进而使得整个人类世界从技术时代跨入后技术时代。该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倡导技术人性化，抑制或曰反对不利于人类前途的技术/反技术。《阿凡达》是全球电影界划时代的作品，被影片所采用的最新高科技手段，被誉为是电影界继声音、色彩后的“第三次革命”。作为卡梅隆在后技术时代蛰伏12年的倾力之作，《阿凡达》不但是卡梅隆的作者电影，更是后技术主要表征的镜像书写。该片对作者所处历史情境的描摹为其作品序列“深层结构”的“渗出”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决定了这个结构以何种变体出现。卡梅隆作品序列“深层结构”的关键词为“技术”，从这个序列互文参照关系中频现的二项对立式中可以提炼这样几个常数：崇拜、反对、人性。从后技术时代视阙来审视《阿凡达》始终索绕的该常数的变体，是“技术异化”“反技术”“技术人性化”，影片的主题选取和情节的铺陈皆基于此三个变体及其包含的意识形态衍生物得以进行和完成。正所谓作品始终不可能自外于作者所处的历史语境，该片所萦绕的“技术”常数及其变体深刻体现了卡梅隆作为电影作者所参与的美国后技术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和遭遇。他采用技术打造电影奇观，以自己的技术观成长为蓝本影像书写主人公杰克·萨利（JackSalley）为代表的人类技术观之嬗变过程，以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挽歌风格，逼真形象地再现了在后技术时代背景下人类技术观的转变，反思技术理性恶化导致技术异化，引发人类生存的迷茫困惑和社会发展的困境。该片作为卡梅隆的作者电影，其文本表层镌刻着典型的卡氏个性特征，充溢着“反技术”的深刻哲学思考以及对技术人性化的诉求。

　　（二）以“技术”为关键词的主题叙事

　　“一位优秀的电影作者的作品序列应该呈现主题的连续性、相关性，表达方式也应该形成其个人清晰可辨的风格特征。”[7]卡梅隆作品序列叙事的展开均采用常规线性叙事，因此叙事过程比较流畅自然、节奏较为平稳。《阿凡达》沿用卡氏经典线性叙事结构，从人类为了自身私欲入侵潘多拉星与纳美人发生冲突为基础，展开“反技术”线性叙事，在层层递进的情节孵化下人物技术价值观得以突显和成长，最终实现叙事目的。《阿凡达》线性叙事的选取是其个人电影叙事风格的延续。

　　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中提到“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8]，该类叙述者采用自己过去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叙事，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并且以小说的边缘人物去看待小说的中心人物，读者仿佛就站在这个人物的肩头，通过这个人物的视觉、听觉和想法来观察事件和其他人物。申丹指出：“人物视角与其说是观察他人的手段，不如说是揭示人物自己性格的窗口。”[9]《阿凡达》采用主人公回忆性质的叙事就意味着在《阿凡达》现时叙事的之外还有一个更加超越的观察者在审视故事和其他人物，包括过去的自己，形成的是一种类似布莱希特表现主义戏剧中的间离效果，对影片的主题建构和表达有着扩展和深化作用。叙述者杰克·萨利作为“我”追忆往事，即叙述视角；同时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即经验视角。这两种视角的双重聚焦可多维度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认识和看法，通过视角之间的变换生动刻画了主人公的心理历程，深化影片的“反技术”主题。通过双重视角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使卡梅隆能够把其作品序列的“技术”常数优雅而从容地放入影片叙事，也为在影片中镌刻其个人的技术价值观提供了可能性。

　　杰克从地球人到纳美人的转变即是主人公“我”渴望技术—接受技术—崇拜技术—怀疑技术—反思技术—反技术的心理成长过程，也是卡氏“技术”常数在该片中赖以生存的叙事链条。影片从残疾前海军战士杰克的回忆展开叙事。双腿瘫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我”没有超人的能力，更没有掌握先进的技术，仿佛笛卡尔式的主体，不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摸着毫无知觉的双腿，对生活有心无力的反抗，“我”的眼神中充满着落寞和无奈，内心极度渴望技术拯救；当“我”决定替去世的同胞哥哥到潘多拉星操纵人类基因与当地部族基因结合创造出的“阿凡达”混血生物，以便打入纳美人部落说服他们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以便满足人类开采地下昂贵矿石的私欲后，处于技术弱势的“我”接受“技术”改变；随后“我”通过操纵技术产物——阿凡达实现自己自由奔跑的梦想。在第一次测试操控能力时，“我”获得一具拥有健康双腿的全新身体，“我”疯狂跑向田野，“我脚踩大地，呼吸自由的空气”，此时的“我”释放着新生的狂喜，体验着技术的神奇力量，对技术充满着无限的感激和崇拜；“我”化身阿凡达的目的是将潘多拉星球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