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携带者，电影融入了电影人的精神视野，是他们思想之旅的停泊点，传播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人类文化价值观的构建。对于每位电影导演来说，无意甚或自觉在努力成长为“电影作者”，以期在瑰丽的电影艺术殿堂占有一席之地，詹姆斯·卡梅隆（JamesCamero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编剧导演集于一身的作品取得了艺术和商业的双赢，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如此璀璨成绩为卡梅隆成长为电影作者提供了可能，《阿凡达》在本世纪初叶更是借重高新技术的成功介入毫无悬念地确立了其电影作者的身份。早在该片伦敦点映时，好莱坞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Soderbergh）就预言：“从此可以用《阿凡达》之前和《阿凡达》之后来划分电影史了。”[1]

　　一、“电影结构作者论”

　　“电影作者”的概念由上个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理论学家安德烈·巴赞（AndréBazin）提出。其后，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oisTruffaut)在1954年《电影手册》第31期发表了令其名噪一时的《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主张导演应成为影片从题材的选取直到剪辑制作、完成全过程的灵魂和绝对掌握者。此后，雅克·里维特（JacquesRivette）、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Godar）等纷纷开始在《电影手册》和《艺术与演出》等杂志著文追随其主张。他们将“导演个性”和“影片风格”作为选择的标准，强调导演对于自己身为电影作者的自觉意识。一位导演可通过在影片中确立个人风格标志、特征从而自觉努力成长为“电影作者”。[2]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常采用的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理论思路被英国电影符号学家、先锋电影导演彼得·沃伦(PeterWollen)应用于“电影作者论”提出了一种名曰“结构作者论”(struetualauteurism)的批评方法。该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可应用于所有电影导演的作品序列分析。沃伦认为：“在任何一位电影艺术家的作品序列中必然存在着近乎不变的‘深层结构’，一位导演的不同作品仅仅是这种‘深层结构’的变奏形式——无论其诸多作品有着可直观辨识的风格特征，或者面目各异，五彩纷呈。这一结构源自结构理论范畴的‘深层结构’，通常在影片中呈现为一系列的二项对立式，‘结构作者论’批评者正是通过剥离影片表象系统的包装来对一个作者的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二元对立序列进行分析。”[3]通过这一序列的“重复过程”，使“深隐的结构”[4]渗出表面或曰还原这一“深层结构”，进而揭示出影片内在结构所隐藏的信息。基于电影是集体艺术，期间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因此在“结构作者论”批评过程应尤其关注“解读”这项程序。把握一位电影作者的关键，在于辨析和审视那些能够使深藏在其电影序列中的“深层结构”渗出表面的代表作，亦即作者电影。

　　沃伦认为：正是导演/电影艺术家生存的时代、他所置身的或参与的历史、他的个人生活遭遇，共同构成那一文化的“深层结构”，并始终影响、制约着其可能的呈现方式。[6]电子工程师的父亲，艺术家的母亲，以及其本人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主修物理的经历，为卡氏的电影艺术生涯必然留下“技术”烙印。现代技术的无限可能性使得“类像”渐次摆脱传统符号的限制以极度逼真的方式向现实无限制贴近；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在享受先进技术的同时开始渐次领略技术理性的恶果，技术恐惧、反思甚或反技术等思潮从上世纪下叶延续到本世纪，成长为此时代可能的文化标签。卡氏对于技术无止境的追逐，使其作品序列“类像”他本人所处的时代文化，“深层结构”成为可能，而这个“类像”的所谓时代文化“深层结构”，又恰是对于技术的自我悖反式的反省。此时代文化“深层结构”在卡氏作品序列中以技术实现“类像”，即构成了其电影序列的“深层结构”——电影技术悖论。梳理卡梅隆的主要作品，从《终结者》系列、《异形II》《深渊》《真实的谎言》《泰坦尼克号》到《阿凡达》，不难印证这位电影作者之影像书写的“深层结构”范式：电影叙事构成诸要素之间以“技术”为关键词的自我悖反——电影技术悖论，即作为叙事形式要素的媒介、手段等不断推进技术化，前置技术创新，极力营造视觉张力的极限化；另一方面叙事内容要素诸如主题、人物和故事等所呈现的诸多症候性因素赫然指向“技术恐惧”甚或“反技术”。而电影技术悖论在卡梅隆电影系列中复沓间或隐晦表现为一系列不同面貌的二项对立式：入侵—反抗、异形—人类、技术—自然、生存—死亡、技术崇拜—人性回归。这些二项对立式在卡梅隆作品序列的互文参照关系中相互遭遇、结合，擦肩而过或彼此纠结，构成了标明作品出处的文化“深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