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缘何见韩非(2)

　　嬴政继承君位后的前九年有吕不韦在培养自己的势力，有嫪毐依靠太后与他抗衡，还有王弟长安君成蟜的叛乱，他虽没有沦为傀儡，但王位却十分不稳，甚至可以说摇摇欲坠，韩非《孤愤》中所说的权臣蔽主问题，岂不是正好浇中了赢政胸中的块垒吗？

　　《孤愤》结尾，韩非严正地告诫国君：“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韩非提出的警示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让他恍然大悟，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这一背景下，秦王赢政完全接受法家的君主要拥有全部权力的理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二、《五蠹》篇解读

　　《史记》中多次引用到《五蠹》的文字，如《秦始皇本纪》中“二世曰：吾闻之于韩子曰：尧舜采掾不刮”[6]，《李斯列传》中“李斯以书对曰：……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7]，《范睢蔡泽列传》中“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8]，《游侠列传》中“韩子曰：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9]等，足可见《五蠹》篇影响之大。

　　《五蠹》篇包含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阐述因时、因势而变的进步史观，抨击孔孟“法先王”、“行仁义”的政治主张；第二部分将儒者、游侠刺客、言谈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称作“五蠹”，并对“五蠹”进行了挞伐，五蠹的存在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社会发展，故而影响了君主的统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蠹》篇的行文思路是层层递进的。开篇即通过对“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等几个阶段的描写，雄辩地指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0]。因为历史是发展的、进步的、不会倒退的，所以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统治者应该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制定不同的政治政策，即“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随后，韩非指出儒家所谓的“行仁义”并非是治“当今之世”的良方，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原则不能适用于封建国家，所以韩非一再强调“事异则备变”的著名论断，认为处在当时“争于气力”的新旧势力剧烈斗争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战胜奴隶主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保卫和加强封建国家。[11]空谈先王仁义及标榜德行高尚，是脱离了现实政治环境且无益于现实政治困境的纾解的，对于讲求实际功效或亟需有效措施来缓解战国时期的政治危局的现实来说，其实际的政治价值与其标榜的预期目标是不值一提的。

　　这种强调“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应时史观，是对韩非政治理念的精炼概括——“强调政治治理不能沉湎于虚幻的政治空想，而应脚踏实地地从现实出发，把切实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政治实践作为通向政治正义途径的基点和起点，从而有效避免政治浪漫主义。”[12]概括说来，就是面对现实，厉行法治。据此陈启天认为“世异则事异”是韩非历史哲学之第一原则、“事异则备变”是韩非历史哲学之第二原则。[13]

　　接下来，借圣人孔子和下主鲁哀公的对比，韩非点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国君不是圣人，不能将少数贤人才能做到而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嘉言懿行、仁义道德作为治国的标准和尺度。韩非认为，作为统治者，单纯的仁慈与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将法律放在首位，依照法律治理人民，实行强权政治。人们本来就畏惧权势，再加上以法律为重的治国方针，便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相反，如果“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14]，可见“仁义品行之说”对于治理国家造成的阻碍，至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论断的提出也就水到渠成了。韩非之所以明确批判儒者和游侠者，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违背了韩非“法治”的政治主张。[15]在他看来，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主张下，儒者和游侠是“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甚至还有害于法治的实行，所谓“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因此，要坚决摒弃儒者和游侠，使之不能乱法离政。

　　“五蠹”中的第三类人为“言谈者”，抑或称为纵横家，韩非认为这些纵横家只是为自己谋求高官厚禄而已，他们借重国内和国外权势，谋求个人富贵，国君听从他们的浮说，就要破国亡主，“合纵连横”的主张实际是损害国家利益以富私家的手段。

　　论文榜（www.zglwb.com），是一个专门从事期刊推广、投稿辅导的网站。
本站提供如何投稿辅导，寻求投稿辅导代理，快速投稿辅导，投稿辅导格式指导等解决方案：省级投稿辅导/国家级投稿辅导/核心期刊投稿辅导//职称投稿辅导。


期刊鉴别	论文检测	免费论文	特惠期刊	学术答疑	发表流程

搜索

秦王缘何见韩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