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词汇、语法和及物性等角度阐释《现实一种》的思维风格，在语言特征的分析中揭示文本的深层象征意义。余华通过人物、叙述者思维风格的转换，叙事形式构成了作品更为深层的象征意义：在故事的表层，余华展示了人的理性因素如何在破坏本能的压迫下涣散，让位于动物性的暴力宣泄与仇杀；而实质上，理性并没有消亡，它与非理性的破坏本能共谋，制造了越来越精妙的“理性”仇杀。 

 

　　关键词：思维风格；词汇；语法；及物性；现实一种 

 

　　余华80年代的创作倾向于采用形式主义策略。在暴力与阴谋的苦旅中，他最引人瞩目的是描绘故事场景时的感觉方式和语言特征。他的小说“通过语言修辞策略来转化被压抑的表达欲望，通过抒情性描写来化解生活的悲剧性后果，语言形式变成了决定性的本体存在。”[1]这里，文本的语言特征与叙事内容、叙事形式相互构成文本的深层象征意义。因此只有深入研究余华作品的文体特征，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余华作品的主旨所在。文学文体学“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它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2]，它深刻地契合余华这一研究对象。本文从词语使用、句法特征和及物性系统建构等角度分析《现实一种》的思维风格，并揭示出由思维风格传达的文本深层象征意义。小说《现实一种》作为余华的代表作，汇集了余华早期多种叙事风格，可借以窥视余华80年代的整个艺术世界。 

 

　　《现实一种》[3]完成于1988年，据余华所言，它由一个发生在南方的真实事件启发而成。构成故事主题和动力的是家庭内部一连串无休止的仇杀事件：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不小心摔死了他的堂弟；堂弟的父亲山峰逼迫他舔血，然后踢死了他；山岗设计捆绑了山峰，用狗舔他的脚底，山峰笑得窒息而死；山岗遭受法律制裁（枪毙），他的尸体也被山峰的妻子故意捐献给医院，在医生的解剖下，再一次被虐杀。在故事的表层，余华展示了人的理性因素如何在破坏本能的压迫下涣散，让位于动物性的暴力宣泄与仇杀；而实质上，理性并没有消亡，它与非理性的破坏本能共谋，制造了越来越精妙的“理性”仇杀；更精妙的是，余华通过人物、叙述者思维风格的转换，使读者无可幸免地陷入暴力漩涡之中——对文本的理性解读正如医生解剖尸体一般冷漠无情，叙事形式由此构成了作品更为深层的象征意义。 

 

　　悲剧根源于家庭内部成员的冷漠与自私。在文本中，祖母一直喋喋不休，这一情况是由叙述话语传达的，我们无从得知其具体内容。不过，以直接引语出现的简短的10句话中，每一句话都带有“我”，这无疑表明：祖母惟一在意的只有自我。“我”或“我”的身体器官有8次充当了主语，剩下的两句“你把我的骨头都摇断了”、“吓死我了”是祖母感觉到自我受到严重威胁时采用的妥协方式，它们属于隐蔽式的主语，可通过置换为被动句充当主语。由此可见，作为家庭纽带的祖母是一个典型的自闭症患者。以“我”为中心，是她感知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惟一方式。她听，只限于自己身体发出的声响，如骨头在折断、在挤压、在长出青苔，如肠子在腐烂、在冒泡、在下沉。几乎所有的声响都可以转化为她身体内部的声音，即便是孙子掉在地上摔死时发出的声响。她看，她的观看全凭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旦越出阈限，她就视而不见，所以她一看到血就躲回屋子里去，并不在意一旁躺着孙子的尸体。她说话，喋喋不休，但是所有的言语表达的都是她看到的，她感受到的，属于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她无时无刻不在表达自己，也仅限于表达自己，不需要与他人沟通。 

 

　　祖母沉溺于自我的世界，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职责，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不幸的是，祖母的孤独症几乎传染了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而这也是连锁反应的因由。文本中，“看”一共出现了199次，其中，“看到”出现了104次；“看着”出现了37次；“望”一共出现了51次，其中“望着”出现了26次；“发现”也出现了20次。而文本只有1200个句子左右，大约每5个句子就有1个显在的视觉动作。在人物认知中，视觉被强烈地前景化。由视觉动词构成的句子属于韩礼德及物系统中的心理过程，也即感觉过程，它通常包括两个参与者：“感受者”和“现象”。[4]《现实一种》中，人物牢牢占据了“感受者”的位置，处在信息的焦点之处，成为了具有认知欲望的主体。然而，当我们审慎地考察这些主体的认知动机和认知成效之后，我们就能够发现：层出不穷的视觉遮蔽了情感表达和道德思考。这是一种浅层的表面的目光，它无法确定真正想要观察的人事，它也无法穿透注视之物内在的情感、思想和灵魂，注视者渴望得到的只是安全感和控制感。以山峰的妻子为例，这是一个饱受家庭暴力虐待的妇女。她是一个弱者，她没有勇气承受儿子夭折的残酷事实，所以她选择了“延宕”的思维方式。她发现儿子的尸体时，叫了几声，儿子没有反应，于是躺着的儿子也仿佛是假的： 

 

　　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眼睛开始在屋内搜查起来。她的目光从刚才的柜子上晃过，又从圆桌的玻璃上滑下，斜到那只三人沙发里；接着目光又从沙发里跳出来到了房上。然后她才看到摇篮。这时她猛然一惊，立刻跳起来。摇篮里空空荡荡，没有她的儿子。于是她蓦然想起躺在屋外的孩子，她疯一般地冲到屋外，可是来到儿子身旁她又不知所措了。 

 

　　注视，是为了逃避。目光“晃过”、“滑下”、“斜到”、“跳出”，这里用了隐喻式的方式将“看”这一心理过程转化为物质过程。这一转换架空了人物思考的过程，既表现了妻子在噩梦降临时茫然无措的情形，也暗含了妻子运用游移的视线逃避具有威胁性和伤害性事物的思维习惯。这种认知是以失落母亲对儿子的情感关怀为代价的，“母亲”这一角色的悲剧性命运因此带上了暧昧的色彩。山岗和山峰兄弟通过目光对世界的感知模式也是如此，在他们观看的时候，他们还积极地去感受（“感到”这一动词出现了90次），然而这些感受无一不是从他们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出发，他们不懂得通过目光的“抚摸”去接触他人的内心，甚至他们感觉他人的视线是一种威胁。山峰为子复仇后，就反复怒气冲冲地对妻子说：“你别看着我”。当然，即便是弱者也擅长运用这种视觉威胁。妻子在丈夫山峰死后，用目光注视着凶手： 

 

　　过了一会他看到她直起身体，随后像不知所措似的东张西望。后来她的目光从门口进来了，一直来到他脸上。她那么看了一会后朝他走来。她一直走到他身旁，她皱着眉头看着他，似乎是在看着一件叫她烦恼的事。 

 

　　但注视，有时也并不能构成强烈的视觉威胁。“她的的目光从门口进来了，一直来到他脸上。”在这句话中，作者有意把“她的目光”设置成主语，将本应做主语的行为动词施事者的角色“她”进行了转换，使加于她的可能的行为谓语“看”（或“看着”）典型地被名词化了，也就是说，按照上下两句的逻辑关系来看，这句话应该是“后来她看着他的脸”，这样才能与前一句的“东张西望”和下句的“看了一会”构成视觉动作上的连贯性。名词取代行为动词的现象，在这类话语语境中是一种标准惯例，并且具有一些明显的内涵，如钝性、对施事功能的抑制，以及对应用此方式的人物意志力量的削减。在这里，名词“目光”取代行为动词“看”，具有明显的内涵，传递出的信息仍旧是关于“她”思维和行动的“延宕”及迟钝，尽管她的心中充满了因丈夫被杀的极度愤怒和伤心，但她的行为不是大哭大闹或者猛扑向山岗去为丈夫报仇，而是迟钝地直起身体，不知所措的东张西望，目光无法聚焦，说明她的主体性的丧失。后来目光才慢慢像长了脚一样从门口进来，锁定在她的仇人山岗脸上。尽管之后“她”又变为行为主语，“她看了一会儿后朝他走来，皱着眉头看他”，但还只是僵硬而麻木地“走”和“看”，作者在这里使用单一而表面的动词表现出“她”反应的迟缓和呆滞，其实是理性的缺席使她的世界出现主体性空白，从而丧失其他的行动可能。尽管注视有着视觉威胁的强大作用，会在心理上给被注视者造成巨大的压迫感，但由于她这种思维和行动上的延宕使其威力大大减弱，以致并没有使凶手山岗感到罪恶的压力与愧疚。最后，当山岗被处决之后，她冒充山岗的妻子把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使山岗的肉体彻底地毁灭，完成了她的报复。但就是这唯一的复仇行为也是假借外科医生的手，她自己仍然无力对仇人实施报复。山峰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弱者，一个受害者，她只是丈夫的出气筒，没有行为自主能力，是一个在其儿子意外死亡后就已经丧失主体性的物化的存在形式。 

 

　　小说中山岗有着四重身份，他是母亲的大儿子，儿子皮皮的父亲，弟弟山峰的哥哥，还是妻子的丈夫。作为儿子，他对母亲是缺乏同情和耐心的，当发了狂的山峰抓着母亲的肩膀质问母亲是谁把他儿子抱出去时，山岗只是平静地对他弟弟说：“别这样。”好像陌生人无关痛痒的一句劝慰。当母亲眼泪汪汪地向他诉苦时，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听到了。”但他坐着没动。显然他根本没听进去，只是随口应付母亲的。对自己的弟弟同样如此，当山峰朝他吼着：“我儿子死啦！”他听后心里一怔，于是他就不再说什么。弟弟内心的痛苦他不能理解，他始终平静地对待，直至后面儿子皮皮承认自己不小心摔死堂弟时，面对山峰一命偿一命的威胁，他仍是十分平静地说：“他还是孩子。”对待自己的妻儿，山岗似乎也没有应有的热情。儿子皮皮感到全身发冷，想寻求父亲的帮助，他一连说了四个“我冷”，但山岗的心更冷，他表现出来的只有不耐烦和不理会，完全没有作为父亲对儿子的疼爱和关心。综上所述，山岗是一个缺乏灵魂的人物，他似乎只是一个代名词，一个符号，机械地维持自己的角色。因此，当山峰违背诺言一脚踢死皮皮以后，山岗表现得十分平静，然而他心里已经在计划着一个精密的报复行动。在文中山岗对山峰的态度几乎都是平静、十分平静、仍然很平静，轻轻说、轻轻一笑、亲切地，这不符合常人的心态，似乎他没有喜怒哀乐，对弟弟的报复也是为了报复而报复，情感和自我意识的缺失使悲剧一幕接一幕自然地发生了。山岗最后被处决的场景也显示了他自我意识可怜的缺乏和对现实处境的愚钝。当他的耳朵被第一枪打掉时，他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甚至相信他会被送去医院抢救。他就是这样一个冷漠又可怜的家伙。 

 

　　王世诚在《向死而生》一书中把余华作品中的“人”形象地称为“零主体”，祖母也好，山峰的妻子也好，山岗也好，甚至小说中另外两位——山峰和山岗的妻子，他们在余华的笔下都不再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具有主体性的人，似乎只是一堆符号。“主体行动意志的萎缩导致人物自我感知能力的钝化甚至丧失，他不仅没有分析自己行动的能力，而且还失去了对自己存在的鲜活反应能力。”[5] 祖母作为家庭的中心和权威，肩负看护孙子的责任，但她只会不断地唠叨自己的身体状况，大孙子皮皮把小堂弟抱出去她没有关注，当她看到小孙子摔在地上的血时，她居然也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对周围的一切都是看而不见，听而不闻，察而不觉，她与她存在的世界似乎是分离的。悲剧的发生应该说祖母要负主要责任。在文本中，我们会发现人物之间的关系极其冷漠，母子不像母子，兄弟不像兄弟，夫妻不像夫妻。其实这都源于作者所赋予其人物的独特思维风格和旁观者立场的冷漠叙事，这也符合余华作品一贯的风格，“沿着非理性的内部轨道，深入人性最黑暗的地方，用自己阴沉、犀利且不乏冷酷的目光将其照亮，从而为我们呈现独特的风景”[6]，在《现实一种》中表现的正是人的暴力本能。 

 

　　注释： 

 

　　[1]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袪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3]本文引用的《现实一种》，均选自余华：《现实一种》，北京市：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不再另外注明。 

 

　　[4]可参见张德禄：《语言的功能与文体》，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5]王世诚：《向死而生——余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6]王世诚：《向死而生——余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