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诗歌写作自然生成这一自然观或云自然尺度还有两个含义需要同时指出。第一：诗歌的文本文字要用语自然，不可布置太多的言词路障。其实真正优秀的诗人不会对读者故设迷障，语言反而平易近人。语言平易但是诗意不俗，其间也自有一种张力，因为自成一种难度。有人以为诗歌魅力的来源之一是所谓的“言语多义”，其实诗歌中最本质的多义不在言语而在意象本身，因为任何事物本身的意义永远大于被言说了出来的意义。能指永远大于所指。可联想的意义永远大于可指示的意义。第二，诗歌的情思内容应该在作者的生命中自然呈献。“这个词的出现，需要一生的寒意。”［18］即它们的作者“有着它自己的‘词根’。他的诗从他的全部生活中生长起来。他的诗，是‘经验’的产物，是生命的结晶。”［18］

　　好诗的第三尺度：文本之内，在建立了被表现者与表现者之间不即不离的“A+远A”结构之后，更有饱满独特的生命体验自然而然地灌注其中——让人精神撼动、情绪感动。

　　诗歌创作对生命体验的呼唤无庸置疑，优秀的诗人无不忠实于自己的体验与感触并真诚为诗。生命体验的饱满性意指包括甚多，举凡境界、情操等皆在此体验范畴之内，而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如王家新所言，“他不仅要对‘是’说‘不’，还要对‘不’说‘是’。”［18］让我们先看一首诗：题目：门/作者：某人/正文：口/应该说，它仍然是一首诗，它以“口”为表现者表现了“门”这个被表现者。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它有多好，因为它只完成了一次初始化的想象，并未灌注更多的个人生命气息——它不能让我们有更多的心灵触动。而下面尚仲敏的这首《门》则不同：“门，靠着墙/直通通站着/墙不动/它动/墙不说话/但它/就是墙的嘴//有人进去，它一声尖叫/有人打这儿/出去，它同样/一声尖叫/但它的牙齿/不在它的嘴里//它不想离开墙/它离不开墙/它压根就/死死地贴着墙”［19］。语言把诗意敞开。同样是以人的“口（嘴）”来表现“门”，但是，这一首诗却比前一首诗具体了许多，信息量也丰富了许多。不过，还有比它更好的同题诗作。如雪潇的这首《门》：“芝麻开门/门打开，门就活着/门关上，门就死了//第一道门，把你的眼睛打开/第二道门，把你的爱情打开/第三道门，把你的灵魂打开//其实门让我们进退两难/门开了，我们进去/像被吃下的肉/而我们很快被送出门外/像一块被吐出来的骨头/——门就这样，让我们骨肉分离//芝麻开门/门打开，门就死了/门关上，门就活着”。［20］语言把诗意敞开，语言把更多的诗意敞开。雪潇的这首《门》，虽然其基本的诗歌想象仍然是以“口”喻“门”，但它却灌注有更多个人的生命体验。

　　所以，诗歌判断的这第三尺度是一首诗作为一首好诗的一个高难尺度，它要求诗人的创作既要依赖于想象力却又要超越于想象力，它意味着诗歌的创作既要立足于形象又要脱离于形象，同时既要接近于理性却又不能完全是理性，它体现的是一个诗人的生命悟性。如蒋三立《往昔》中一节：“我得把一些事情遗忘/心态安详地活着/像一些开谢了的花朵，把春天丢在一边”［21］。能说出“像一些开谢了的花朵”，这只是想象力的出动，而至说出“把春天丢在一边”，就表明了诗歌悟性的到场。而只有诗歌悟性的到场，方可让一首诗由于诗人思想与人生体验的赋予和灌注而“境界全出”——既有神奇的发现，又有强烈的震撼。这种诗歌的悟性，用任遂虎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诗歌的“形象解悟”能力：“作诗的能力首先是形象解悟的能力”［22］。所以，我也十分同意毕光明先生的一句话：“现代诗就是以挑战智力、考验悟性作为它的审美发生机制的，与本质上以乐感入心的古代格律诗大不相同。”［23］

　　至此，判断一首诗是不是优秀的三个尺度，可以总而结之为：文本之内，被表现者与表现者之间构成了“A+远A”（它表示两者不即不离）的张力结构即审美结构且结构之间灌注了作者强烈饱满且独特的生命体验且能被人们领悟，这样的诗，就是好诗。当然，好诗并不一定就能成为经典的诗。诗之好坏，掌控在作者自己手中，然而，诗之经典与否，却由时代与社会评判。

　　三、最后的话

　　在这个去本质化的时代谈论诗的本质，在这个价值失范的时代谈论诗的价值，尤其在这个人人自以为是的时代谈论诗歌的标准与尺度，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但是，越在这个时候，“越需要有人站出说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14］马永波先生说得好：“诗歌标准的确立，意味着恢复诗歌作为技艺含量最高的艺术的尊严，恢复对广大高深的难度探寻的尊重，恢复诗歌不为任何外在目的所决定的独立的内在美学价值的尊荣。”［14］而本文的小小希望，也正是对人们的诗眼养成与诗歌判断有所帮助，正是指出诗歌的写作难度，唤醒人们的诗歌精神，恢复诗歌的应有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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