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歌判断既包括诗与非诗的判断，更包括好诗与劣诗的判断。“成立的诗”与“好诗”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好诗的第一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本身品质高远——诗歌意象（用以进行表现行为的表现者）和被表现者之间的性质距离遥远而不邻近，让人诗思受触而砰然心动；好诗的第二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自然生成，诗歌意象是特定的语境下有限自由的自然生成，而不是无视语境的无限自由的任意嵌入；好诗的第三尺度是：文本之内，在建立了被表现者与表现者之间不即不离的“A+远A”结构之后，更有饱满独特的生命体验自然而然地灌注其中，让人精神撼动、情绪感动。

　　关键词：现代诗歌；艺术判断；标准；尺度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3-0024-06
　

　　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诗歌？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才是优秀的诗歌？为了阐明这一问题，多年来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仅在进入新世纪的短短十年里，比较大的诗歌标准问题讨论就有三次：2002年《诗刊》下半月刊关于“新诗标准问题”的大讨论、2004年《江汉大学学报》当年第5期关于新诗标准问题的专栏讨论、2008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组织的诗歌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些讨论无疑为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之“标准化”工作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贡献。而笔者认为：这样的讨论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诗歌标准的问题其实关乎诗歌的本质问题。如果说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在用自己的作品证明着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则每一个真诚的诗歌理论家与诗歌批评家其思考与研究无论走出多远，最后都应该指向诗歌的成立标准与优劣尺度这一起点性问题——于是起点性的问题其实也就成了终极性的问题，于是关于它的讨论也就是一个永远也不应该停止永远也不可能停止的问题。

　　一、表现性命名：诗歌成立的标准

　　于坚的系列短诗《便条集》之384为：“一少年从飞机的起落架坠地而亡/没有回到北中国家乡/新闻没有提及那个天空/没有提及那些同时在这个春天的早晨/向北方飞去的大雁”，诗人蓝蓝解读此诗说：“诗中所讲到孩子坠机的事件，当时全国的各种媒体都有报道，也被众多人关注。于坚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复述了报道内容。使这首诗成为诗的并不是这两行句子，而是后面写到的飞回家乡的大雁。诗歌在返回北方的大雁和想回故乡的孩子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至关重要的联系就是诗歌本质的呈现。”［1］她的这段话涉及“使这首诗成为诗”的“诗歌因何而成立”的基本判断问题——即它“是不是诗”？它为什么是诗？

　　具体的诗，是一个具体为文本的诗意载体。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认为诗是高高在上望而生畏的神秘之物，是因为人们混同了诗与好诗之间的区别。好诗固然不易写出，可是一般的诗其实并不难于操作，换言之，判断一个作品是不是一首好诗，固然各有各的尺度与好恶，但是判断一个作品是不是诗，即一个文本作为诗是不是成立，其实并不难，也并不复杂。在诗歌这一界域内，在诗意这一向度上，判断一个文本是不是诗，其实只需要两个互为表里的指标即可：第一，文本之内，是不是具备了诗歌内容的两个基本元素：被表现者与表现者。第二，文本之内，被表现者与表现者这两个事物的组合是不是构成了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即是不是实现了诗人的某种表现行为——即一般所谓的“命名”行为，它包含着蓝蓝上述关于诗歌本质的一个重要指标：两个事物之间是不是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联系”。

　　需要解释的是，所谓被表现者，亦即表现对象，或称歌咏对象，或称言说对象、呼告对象等；所谓表现者，即一般所谓诗歌的意象，亦即诗歌中借以表现被表现者的那个具体事物。这里之所以强调“具体事物”，第一因为诗歌语言不是“夕阳西下”般通讯性的，而是“太阳卡在树上了”这样造型性的。第二因为诗歌艺术是意象的艺术，“诗歌语言意象化是中国上古诗人的天才的发现和创造。从旧诗到新诗，诗的本质并没有变。诗仍然是以重意象讲究韵律的语言抒写情思和美的艺术。意象仍是现代诗歌不可或缺的表现手法。”［2］以北岛组诗《太阳城札记》最后一首《生活》为例，这首“一字诗”短得曾让好多人不解且不服，对其作为一首诗的定性，更是颇多怀疑，然而，它却确实“是诗”，因为它已然具备了诗歌文本内容的两个基本元素：生活——被表现者；网——表现者。它同时也完成了作者对“生活”的个人化解释：“生活就像是一张网”——这也就是北岛对生活的“命名”。依照蓝蓝的逻辑，北岛通过这首诗，在“生活”和“网”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至关重要的联系就是诗歌本质的呈现”。

　　因此，让一首诗成立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只需用一个表现者（当然有时也可以不用）去表现至少一个被表现者——去进行诗意的即诗学意义上的再度命名与二度解释。

　　诗与非诗的标准既然如此简单，判断诗与非诗应该并不困难，但是，恰恰因为这个标准过于简单了，也就简单得让人不能相信；恰恰因为这样的标准过于简单，就简单得并非人人皆可把握与领会。中国当代“微型诗”（一个奇怪的名称）的研究者寒山石先生，就可惜未把握住诗与非诗的这一基本判断标准。他曾对网民刀口漫步的诗作《最后的粉刺》（这首诗的正文只有一个标点符号：“.”）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有趣归有趣，但了无诗意。”［3］所谓“了无诗意”，就是对此一文本做出的“非诗”的判断。他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这首诗无疑就是诗：作者以“.”这个标点符号（它也是人类文字语言的一个语符，和“网”这一个字并无本质区别）所指称的事物为表现者，对“最后的粉刺”这个被表现者进行了表现，实现了他自己对“最后的粉刺”的表现性命名。同样的道理，伊沙的《老狐狸》也是诗。伊沙的《老狐狸》是这样的：

　　题目：老狐狸

　　正文：（说明：欲读本诗的朋友请备好显影液在以上空白之处涂抹一至两遍，老狐狸即可原形毕露。）［4］

　　伊沙用什么都看不见的一片空白这个无形之象，表现了自己对老狐狸这个事物的理解与感受，以表现性命名这一标准衡量之，它仍然就是一首诗——虽然它也许并不是好诗。

　　之所以只要是进行了哪怕只有轻微程度的表现性命名，即可称“诗”——作为诗而成立，是因为这样的表现性命名事实上已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事物变形。这种事物变形由作者面对事物进行观察与感受开始，通过作者想象力的出动、触及与深入，最后完成了某种承载着作者主观意念的事物形变。由于这一新的造型“不等于实际生活中的事实”［5］，是一种“虚构的具有假定性的社会生活的图画”［6］，是一个“被改造过的世界”［7］283和“一个与上帝创造的世界有所区别的世界”［7］315……因此，它已然拥有了艺术世界的准入证——你已然不能说它不是诗！当然，它们也许不是好诗。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首诗“不好”就对它做出“非诗”的判断，一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不好”而做出这个人“非人”的判断。“成立的诗”与“好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好诗”必须首先是“诗”，然而是“诗”的却不一定就是“好诗”。荣光启先生主张以“诗标准”来区分诗与非诗，而以“诗尺度”来区分好诗与一般诗：“如果说‘标准’关乎的是‘什么是诗’这一本体性的问题的话，‘尺度’应是针对‘什么是好诗’这一评价性的问题的。”［8］为了表示对他的赞同，本文在下面讨论一般诗与好诗的判断问题时，即使用“尺度”一词而不再使用“标准”一语。

　　二、戴着镣铐跳舞：好诗的三个尺度

　　当我们认定一个文本已然是诗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对它做出好诗与劣诗的判断，然而，这更是一个标准林立，尺度杂乱，所谓见仁见智、多元多维、莫衷一是的判断。2001年，台湾学者高准曾提出过他的诗美十大标准：境界、情操、感怀、语言、形象、音韵、结构、气势、风味、创意。［9］虽然他的标准略显繁杂，但毕竟有所担当，不像有些人知难而退，主张放弃诗歌标准的讨论——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2008年，陈仲义先生撰文提出著名的“诗美四动标准”并认为：“固然，诗歌的本质主义论逐渐淡化了，但本质淡化并不意味完全取消诗歌起码的‘基质’。诗歌尤其对分辨力较弱的广大诗歌爱好者来讲，需要有一种大致的定夺，以安抚心中的阅读‘迷茫’。好诗需要有一个基本尺度，好诗与不好的诗要有相对的标准。”［10］我十分赞许陈仲义先生的主张：诗歌之好，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相对的指标。于坚曾说：“好诗就是可以蛊惑人心的诗歌，那些语词经过诗人的组合，具有返魅的力量。狄金森说：‘它令我全身冰冷，连火焰也无法使我温暖。我知道那就是诗。假如我肉体上感到天灵盖被掀去，我知道那就是诗。’说得好，诗是一种带来感觉，令人心动的语言。”［11］但是如何组织？组织成什么模样？诗人们却总是江湖秘诀一样守口如瓶。

　　下面是我认为的好诗判断的三个尺度。

　　好诗的第一尺度：文本之内，表现者本身品质高远——诗歌意象（用以进行表现行为的表现者）和被表现者之间的性质距离遥远而不邻近，让人诗思受触而砰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