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曾经宣告“主体的死亡”和“人的终结”，但在后现代主义文论中，情感观念并没有消失，反而极为突出。后现代主义文论改写了浪漫主义以来的情感-主体模式，代之以情感-非主体模式，使得情感从理性主体的操控下摆脱出来，而与非理性主体即纯粹的感性主体日益亲近。

　　关键词：主体之死；文学情感论；非主体模式

　　总体而言，传统的文学情感理论、特别是浪漫主义以来的情感理论遵循了两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本体论预设和主体论预设。所谓本体论预设，是指把情感视为文学的本体或本质加以论述，进而在情感之中寻找文学的根源；所谓主体论预设，是指在文学情感之上预想一个与之对应的独立的个性化主体（作者和读者），在情感和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必然性的联系。不过，上述理论预设只是言说方式和言说重点的不同，实际上很难将两者截然区分开来，因为一旦设定了文学的情感本质，同时也就设定了文学情感的主体性关联。换言之，文学情感的本质论已经内含了文学情感的主体论。正因如此，在传统的有关文学情感的论述中，主体问题备受关注，正如尼尔·奥克森韩德勒所说，“如果文学情感得以兴盛，那就必然出现作为文学生产及反应之所在的个体的人的主体的复兴”①。这样，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潮对“主体”的攻击和摧毁，自然给文学情感理论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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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多尔迈在《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中指出：“在我看来，主体性观念已在丧失着它的力量，这既是由于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②德国学者毕尔格也在《主体的退隐》一书中写道：“主体已经声名狼藉。”③不必推敲两位学者的具体论述，“黄昏”、“退隐”等字样已给了我们主体行将终结的暗示。然而，在许多激进的后现代思想家们如福柯、德里达看来，主体的终结已成定局，我们正从一个现代的主体时代进入到一个后现代的无主体时代。

　　自从尼采宣告“上帝之死”以来，有关主体命运的问题就成了哲学家们不得不关注的对象，因为尼采所说的上帝不过是传统的道德、理念等一切形而上学的隐喻， 上帝的死亡同时也就预告了人的死亡。但是，尼采在作出上帝之死的宣判后，并没有急于宣告人的消亡，而是进一步指出，“上帝死了：但是就人类的本性而言，洞穴大概还要存续好几千年，人在其中指着上帝的影子而我们我们还得战胜它的影子！”④尼采的意思是说，人在杀死上帝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取代了上帝，这种方式就是人的理性，理性将人塑造为“主体”重新占据了上帝留下的空缺，作为主体的人则成了“上帝的影子”。所以尼采认为，要彻底清除上帝（形而上学）的影响，必须同时与人的主体作斗争。尼采选择的路线是以生命的强力意志来对抗理性与上帝的普遍法则。

　　不过，尼采的对抗模式除了成功实现重估一切价值的目的外，最终没能动摇人的地位，而他的“超人”哲学反倒给“人”留下某种憧憬和希望。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还是从他的“上帝之死”的宣告中类推出了“人的死亡”、“主体的死亡”。福柯断言，人“是知识之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⑤。丹尼尔·贝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现代性的主体已经消失，人的“自我本质在消除个体自我的努力中解体”⑥了。利奥塔则认为，人（主体）是在语言中预留的一个位置，“除了由句子构成的宇宙赋予他们的身份外，他们别无任何其他‘同一性’”⑦。德里达同样把主体界定为一种语言的结果，“主体性追随着语言的运动，是一种被‘延异’（differance）所控制的无休无止的‘书写’”，它“决不会协调一致地构成完整的或者和谐统一的个体”。⑧为了批判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毫不含糊地以“人的终结”作为自己演讲的主题。他认为，在对存在的形上思考和语言的游戏中人就走向了终结：“在存在的思考和语言中，人的终结已经被一直规定着，而且这规定除了在目的和死亡的游戏中调整模棱两可的终结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在对这游戏的阅读中，人们可以在它的全部意义上获得结论：人的终结是对存在的思考，人是对存在的思考的终结，人的终结是对存在的思考的终结。”⑨

　　如果说福柯、德里达等人还只是从后结构主义的哲学立场推阐出某种观念主体的消亡的话，那么杰姆逊和鲍德里亚则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立场和历史境遇中深切感受到了作为人的现实主体的消亡。

　　杰姆逊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和传统核心家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是万物的主宰，人的主体性高于一切，但如今在日益严密的官僚架构中，特别是在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网络中，人的地位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人不再居于世界的中心，人的“主体”已经瓦解，甚至消失，“踏入后现代境况以后，文化病态的全面转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明：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⑩。杰姆逊以后现代建筑给人的感觉系统造成的迷乱和“打散”作为形象说明了这一点：“眨眼之间，一座偌大的银行大厦便飘然浮现在你面前，它的外墙耸然屹立，而墙的表层看起来几乎可说是不需依靠内容和体积来支持的。建筑所应有的内涵和外貌（长方形的，不规则四边形的）都的确难以用肉眼辨认出来。……它的存在，好比寇力克在其科幻电影《2001》里所设计的那块巨石那样，以宿舍的启示屹立眼前，使我们仿如置身一堵谜一般的命运之墙面前，任生命的幻变无常在跟前自由舒展，在当下这个多国文化共同支配着生活的大都会里，旧有的城市结构早被强暴地取缔了。问题是，奇异而新鲜的建筑外貌，以夸张傲慢的姿态，把我们对昔日城市生活的感觉系统全盘打散，把旧有的规律和指标彻底破坏以后，却提供怎样的出路？旧有的过去了，将能取而代之的却仍然悬而未决。”B11由此，杰姆逊对当代理论中的“主体消亡”进行了新的诠释：“主体的灭亡也就是指不假外求、自信自足的资产阶级独立个体的结束。这也意味着‘自我’作为单元体的灭亡。在主体解体以后，再不能成为万事的中心；个人的心灵也不再处于生命中当然的重点。”B12

　　相比杰姆逊不动声色的表述，鲍德里亚对人的体察显得极为悲观。鲍德里亚敏锐地认识到，在一个由现代生产型社会向后现代消费型社会转变的历史境遇中，一切现实都受到了消费系统中符码规则的支配，并且被高科技代码和仿真的超级现实所吸收；作为主体的人不仅彻底丧失了能动性，沦为符号流通过程中“受到意识、意志、表征等术语干扰的一种换喻交换”B13，一种纯技术性的“虚拟的制成品”B14，就连人的生死界限也在模糊，被人遗忘。在《完美的罪行》一书中，他断言人类必将终结的命运：“技术正在变成……一种消失的艺术。不只是改变世界，其终极目的可能是一个自主的、完全实现的世界的终极目的。我们有可能最终从这样一个世界退出。”B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