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读《新文学的源流》发现周作人在很多方面是相互矛盾的。首先，周作人不能坚持自己提出的观点，总会在后来进行补充甚至推翻。他用“言志”和“载道”来区分文学，提倡“言志派”文学，反对“载道派”的文学，可在1935年，周作人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这里“言志”和“载道”似乎不是那么的水火不相容，区分的界限也不明显，周作人也不像之前对“载道派”文学一棍子打死的强硬态度。留日期间周作人认为文学如果只讲感情，则会流入浅薄一流，可20年代初在《自己的园地》中主张文艺“不必服侍人生”，“文学的重要目的是在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开始提倡文学的“自我表现”，到30年代中期却又出现解体迹象，过去坚持的文艺观已经站不稳脚跟了，好不容易建筑起来的文艺思想大厦开始欲坠。

　　另外，简单地以“言志派”和“载道派”来划分文学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探讨的。漫长的文学发展历史能否这样简单加以划割？钱钟书指出：“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有如周先生和其他批评家所想者”，撇开这点不论，周作人认为文学是无用的，可文学史上的文学却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有很多鼓动人心的作品存在，它们并不一定就是“载道”一流。

　　再次，虽然新文学运动和传统文学有着内在渊源关系，可周作人认为新散文虽然经过西洋思想的浸润，可基调仍是儒道二家，认为“整个五四文学运动都是明末公安、竟陵运动的延续，这自然是极大的谬误”。新文学在发展历程中，外来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再者传统文学的转变都是在内部更迭的，没有哪一次像新文学运动一样受到外来文学的刺激，这也显示新文学运动的独特之处。

　　四

　　《新文学的源流》表现了知识分子在积极探索文学发展方向上的矛盾和艰辛，虽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可它的影响却很重大。周作人努力寻找新文学的根源，让新文学有根可循而不至于悬在空中的空洞之物，努力寻找新与旧之间的契合点。它给予后人的启示：在吸收传统毕业论文格式文学的基础上，借鉴外来文学，新文学走得才会更坚实；一味移植外来文学，不遵循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就会出现水土不服，不能久远生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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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长沙：岳麓书社，1989.

　　[3]周作人.永日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8.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5]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

　　[6]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黄开发.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钱钟书.评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M].新月，1932（4）.

　　[9]罗岗.写史偏多言外意——从周作人《新文学的源流》看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M].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3）.

　　[10]罗钢.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M].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