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遗传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作为自然主义文学最突出的两大典型特征，在约翰·斯坦贝克的自然主义文学小说《伊甸之东》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论证。虽然该小说在阐述众多人物在选择与追求符合自己自由意识的伊甸园与命运抗争时最终失败，但是小说中所流露出的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成分不仅不与自然主义相冲突，反而对比加强了文本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使小说具有独特的文学特色。

　　关键词： 斯坦贝克 《伊甸之东》 自然主义 浪漫主义特色 乐观主义特色

　　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源于法国，在十九世纪末传入美国后形成了自然主义小说流派。“自然主义”这个词由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创造，但人们对其理解却不尽相同。狭义的自然主义指“科学决定论的原理在小说中的运用”。（Holman，1972：337）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原动力，强调遗传和环境等客观因素对人命运的决定性作用。美国自然主义文学认为：“人同时受控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而遗传因素与社会环境是人的命运不可抵抗的决定力量。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力量远远强于人的意志，人的意志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史志康，2004：96）在斯坦贝克的个人文学作品中展现的是在美国乐观主义性格传统和个人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带有的浪漫和乐观主义特色。

　　一、《伊甸之东》中的遗传决定论

　　小说中凯西、查尔斯、迦尔、阿布拉等人物是遗传决定论的典型代表。他们身上的恶或善在作品中多源自遗传的影响。

　　恶的遗传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凯西、查尔斯和迦尔身上。凯西和查尔斯对人类祖先该隐的恶的遗传可以通过三者共有的标志——“疤痕”看出。“疤痕”在《圣经》中是罪恶的象征。最初是在该隐因杀害自己弟弟亚伯而被流放之前，上帝为了避免该隐被人杀死而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虽然这个烙印是保护该隐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罪恶的象征。凯西和查尔斯身上也有来自刻意伤害或无意所致的类似的疤痕。在作者笔下，凯西具有猫一样的外貌特征，这种动物化的外貌正好为她兽化的行为做了铺垫。她一生数不尽的罪行皆由她被遗传的人性中的邪恶所致。查尔斯就是被遗传了人性中嫉妒之恶，以致他充满了恶劣罪行，他就是“该隐”的代表。无论从他们的外貌、心理还是行动上来看，他们都是恶的代表。疤痕作为邪恶的象征，与他们的外貌、心理行为密切联系，相互映射。

　　人的善是通过遗传得来的。小说中的人物阿布拉可谓是“天生的天使”，除了天使般的外表之外，更具有天使般的心理行为，尤其是她具有天生作为一位“好母亲”的能力，更加让人联想到遗传的作用。作为本该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却能在初次见到被母亲抛弃的双胞胎兄弟面前，自然而然地扮演母亲的角色安抚这对可怜的孩子，她的善良和慈母般的关爱不仅温暖了亚当一家，更温暖了读者。如果恶可以遗传，那么阿布拉身上被遗传的就是人类的善。

　　然而，无论人类所遗传的是善还是恶，都说明遗传对人物命运的决定作用。小说中叙述者“我”介绍恶魔形象凯西时说：“我认为凯西·艾姆斯生来就有那种一辈子都在驱使或者逼迫她自己的倾向，或者说生来就缺少那种倾向。”（斯坦贝克，2004：81）人类善的遗传除了阿布拉，亚当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作者借用小说中中国仆人老李的话暗示了这一点：“他（亚当）没办法，迦尔。他天性如此，他只能这么办。他没有选择余地。”（斯坦贝克，2004：618）这充分表明了亚当天生正直为善的特点。无论是“性恶论”还是“性善论”，都可以肯定遗传对人物行为和命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环境决定论在小说中的体现

　　环境决定论在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中表现为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决定作用。小说《伊甸之东》中，环境描写与整个故事相互衬托，对整个故事及人物命运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自始至终没能摆脱环境对他们生存的控制，这种环境的控制作用主要包括自然和社会两大方面。

　　小说中两种典型山和水的描写，各自具有象征意义。小说伊始便细致描绘了塞利纳斯河谷两边的两座山脉——贾碧兰山脉和圣卢西亚山脉。两座山脉在河谷东西两面且各自特征鲜明，东面象征人性善的贾碧兰山脉充满光明，圣卢西亚山脉阴沉黑暗正是象征了人性的邪恶，两大山脉的特点及象征意义分别与故事中两大家族的命运相联系。勤劳善良的塞缪尔家族的光明历史与充满嫉妒和仇恨的特拉斯克家族的历史所形成的对比恰好与两座山脉的象征意义交相辉映。然而，正如圣卢西亚山总显得比贾碧兰山脉高大一样，在善恶的交战中，善总是处在下风。水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悲剧的象征。在《伊甸之东》中，斯坦贝克对水的缺失的描写主要表现为干旱，而且干旱出现非常频繁。讲预示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悲剧，如凯西抛夫弃子、亚当的自我放弃、迦尔对弟亚伦的报复，塞缪尔及其女儿德西和其儿子汤姆的死亡等。在小说中，由自然环境中水的缺失映射出了人物悲惨命运的结局，烘托出了自然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