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幽默：底层人物的自我消解

　　“苦难”是当下众多底层写作中对故事人物的定义和标签。诚然，苦难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中国底层民众的主要生活内容。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底层写作在表现底层人物的困苦时有意无意地渲染苦难抑或千篇一律地对“苦难”予以“报告文学”式的枯燥记录，甚至有的作家在写作中不自觉地拿“苦难”当成噱头对其进行放大和夸张来赢得读者的眼球和市场的青睐。这种僵化的写作态度不但不能给其作品带来丝毫审美价值，反而由于模糊了“文学性”和“真实性”的界限而受到读者的质疑，降低其作品的存在度，最终在文学的历史性选择中被遗忘。

　　余华的作品（尤其是后期）同样承载了大量的有关底层人物的苦难叙述。但是余华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相同的经验内容可以用不同的经验形式来承担或阐述。这就是用喜剧的形式包容悲剧的内涵，荒诞的外衣下包裹着真实的内核。比如《现实一种》中山峰“笑着”死于和山岗的“游戏之作”。《活着》中枯根没有在难产中夭折，一向忍饥挨饿却很滑稽的因一次饱食而被活活撑死。余华在这种类似传奇色彩的戏剧化叙述中完成了对底层人物苦难生活和悲剧命运的注解和身份认同。

　　幽默是余华作品中故事人物对待苦难生活时表现出的一种自我消解式的态度。这其中最鲜明的例子要数《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是一个丝厂送茧工，这样一个出身底层的人物确实很普通，一生之中除了卖血也没做出什么惊人的伟业。这样一个简历如此平庸的人物一般来说很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余华赋予许三观身上独特的幽默细胞使得这个人物形象瞬间丰满、生动起来。作为一个底层人物，许三观生活有时很窘迫，每到这时他总能以一种“狡黠”式的幽默感回避生活带给他的尴尬。在大饥荒中，当一家人饥肠辘辘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许三观神来之笔似地用嘴巴绘声绘色地给家人一人“炒”了一道菜。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各种“菜”的烹饪过程，最后发出指令：“今天我过生日，大家都来尝尝我的爆炒猪肝吧。”我们在为许三观的机智、幽默捧腹的同时越过文本表层的叙述话语阅读到了其深层内涵：许三观的幽默就是底层人物的一种生活态度——面对苦难的生活不是盲目、不是麻木，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进行自我消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余华写出了底层人物对待生存和生活的最原始、最真诚、最可贵的理解和感悟，他用幽默展示了自己把握底层人物形象上的另一种才华。

　　三、内心化的叙述方式

　　余华在他的底层写作中以一种谦卑的态度和弱者的姿态书写着底层人物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最敏感、最脆弱、最焦虑、最无奈的感受。以《活着》为例，余华放弃了全知全能的上帝式的叙事视角转而以第一人称“我”展开故事叙述由此展开了和故事主人公福贵平等对话。这样，作者彻底摒弃了自己作为叙述人的身份让福贵自己平静而缓慢地讲述自己漫长而又充满苦难的一生。余华选择不对文本进行主观介入，模糊了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话语生成过程。读者从这种类似于“元叙述”的文本阅读中拉近了与故事人物的距离，我们在倾听福贵温情的述说时仿佛在和他一起经历着沧桑多变的一生，从活着中感受着活着，体味着生命的温暖和感动。如此，余华不再是那个“血管里流动着的，一定是冰渣子”的冷漠叙述者，转而成为一名现世关怀者在洞悉了人生种种之后流露出对世间事物存在意义上的超然理解和感悟。

　　余华的底层叙述不是侵入，而是以一种“内心化”的方式对文本进行渗透。他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仰视的姿态观察他的故事人物，同时追求一种无我化的叙述效果。在这种别样的冷漠叙述中读者甚至会忽略掉作者的在场，从而零距离地与故事人物进行接触，从而最大化地了解事实本身。这种事实本身不因这种“内心化”的叙述方式而减弱，相反读者会因作者的离场获得空前的阅读空间。自此，文本的意义在表面的游离中得到了内在的最大升华。

　　在余华的底层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在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对底层人物关注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超越。具体表现为余华对底层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再局限于描写“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而是上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对新时期以来底层人物的外在压抑、人性的扭曲和变形、灵魂深处的自在状态予以深刻的揭露。这种“灵魂”式的写作方式恰恰升华了小说的文本意义，使读者在与叙述者、故事人物等相遇中产生强烈的碰撞，擦出思想的火花。所以，余华的底层叙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底层人物形象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丰富了当代底层文学的写作。

　　参考文献

　　[1] 王春荣，吴玉杰.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

　　性[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2]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23.

　　[3] 朱玮.余华史铁生格非林斤澜几篇新作印象[J].中外文学，

　　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