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常被看做是意识形态去政治化的又一个启蒙时代，但是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对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成为更大范围的历史因素，影响着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类知识的发展趋向。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中国青年》杂志，思考此时期在现代化诉求中产生的一系列国家体制对各类知识获取的目的和地位的影响，并借此讨论在体制的变革中个人奋斗与社会理想的关系和包括文学在内的承载人文关怀的知识的发展及从中受到的启发。

　　关键词：现代化知识体制青年理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理想的渐渐缺失常常成为文学研究者讨论的话题，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将问题放在文学史发展的影响和具体的文学现象中加以考察，而很少将青年这一文学的接受主体和他们最常阅读的刊物纳入专门讨论的范围。事实上，80年代以来的青年虽然受国家意识形态去政治化的影响，但他们无法跳出国家体制对生活走向的规定。而《中国青年》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和此时期将青年作为阅读主体的刊物的代表，反映了国家体制与青年生活理想之间形成的张力，据此，本文将以80年代初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思考其中隐含的青年理想的变化。

　　一、“卫生”和“四化”：知识的目的和地位

　　可以发现，80年代初的《中国青年》辟出了“知识天地”专栏，提供科学常识、文学作品介绍甚至是高考指导，其中经常出现与卫生知识有关的内容，如1980年第6期的《劝君切莫乱投药》和1980年第9期的《“呆痴儿”的新生》。在刚刚恢复高考和经过十年动乱、文化荒芜的时期，在杂志有限的篇幅里占据不少的空间选取了卫生常识，这是值得思考的。其实，自从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后，对自身的反省中就一直包含了对卫生状况的敏感。在晚清，西方人以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公共卫生学衡量中国人的健康状态，得出了类似于“东亚病夫”的名词系列，以指称他们肌体上相对于西方人的缺陷。而中国在现代的线性发展中滞后于西方，于是出现了将卫生进步作为现代性的标识之一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中来的趋向。[1]

　　也许可以关注两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长衫长指甲被认为是一个有地位的文人的外形标志，[2]由于这种标志与劳动相分离，加上文官掌权，所以他们尊贵的身份得以确认，即使潦倒如孔乙己者也要死撑着保持这种代表尊严的特征。再看当代，简洁的服饰和修剪整齐的指甲成为“文明人”的标志之一，不过在卫生观念与国家民族相联系后，并且由于近代以来普通民众政治参与度的升高和文化泛政治化，人人都可以通过类似于修剪指甲的行为说明自己是文明人，但却无法说明自己是上等人。其实80年代后的制度中最重要的起点之一就是改革开放，中国又一次打开国门之后，面对现代化的滞后，“讲卫生”再次成为与现代国民紧密联系的特征，毛泽东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干净”概念渐渐失去说服力，而一旦“讲卫生”在民众中获得自觉的普及，它也就成为了一种对个人身份确认无关痛痒的知识。过去文人的“长指甲”的不卫生无碍他们的身份确认，而当代青年即使具有了卫生观念却也不能说明他们是上等人，关键不在于他们究竟干净与否，而在于文化现象背后的知识所指向的目的：长衫长指甲是凭借获得的知识而脱离劳动的外形标志，而当代的文化人只是用卫生知识让自己成为一个普遍的“文明人”而不是“高贵人”，因为只有少数才可能高贵。

　　当知识未普及化时，知识资源稀缺，“一个时代所以会成为‘经典时代’，就是因为它的文化生活资源‘短缺’和‘供给不足’。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其绝大部分都发生在这种资源‘短缺’的时间里。由于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长期稀缺，而人又需要满足自己及社会的文化需要，因而，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媒介方式，才被赋予了伦理教育、知识教育和文化传播乃至信息传播的功能”。[3]而当教育普及后，读写成为社会成员的一般能力，包括文学知识在内的文化资源不再是遥不可及、令人羡慕的梦想。另外，从1979年开始，《中国青年》就在刊首上多次提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是青年工作的主要方向：“更好地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与团的干部，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朝气蓬勃地奋勇前进。”[4]曾有人做过80年代到新世纪《中国青年》上报道的人物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分布的变化状况的调查。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率越来越大，“科教文卫”人员一直保持着相当比例，但是企业家的比率也在大幅升高。[5]“社会主义理想”并没能改变国家贫穷的现实，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四化建设成为青年追求的新目标。意识形态政治化的社会理想与文学的动员力紧密结合，而一旦进入80年代意识形态去政治化的启蒙经典时代，特别是随着商品化、消费化与文学大众化的时代到来，与经济技术直接相关的知识超越了文学，通过被“四化”的实质价值标准所肯定，成为青年人新的关注对象，尤其是在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生产能力与所得直接挂钩的市场经济提升了国家对高考的重视，选拔“四化”的建设人才成为高考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于是，一方面，文学由于文盲率的大大降低成为了绝大部分青年都可以进入的领域；另一方面，在高考制度和人才准入机制中的学历要求推动下的“知识工具说”的价值取向的引领下，“文学的用处在哪里”就成为许多文学青年的困惑。在80年代初的《中国青年》上，总是不乏支持高考制度的文章，并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理由证明其合法性。[6]但是，问题也出现了：在课余时间偷看《神圣的使命》等“闲书”成为被纳入高考制度的中学生的大忌而受到家长惩罚，[7]只有语文课而不是文学才被这一制度所直接认可。文学成为消遣品，削弱了对社会理想的承载力。作为知识中最大众化和难以与国家财富增长直接联系的学科门类，文学边缘化后，企业家式的有为青年取代了文学青年，成为新的被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所认可的群体。80年代初虽然是文学青年活跃的时期，但是从《中国青年》上与崇尚文学异质的因素中，可以发现日后文学没落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