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人公在死前对待他人的态度上

　　格里高尔一夜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可他却仍然存有人的心灵和思想，他依然记得感恩，并且关心父母和妹妹，美好的人性熠熠生辉。可是亲人却因为他外形的变化不再接受他的一切，反而还诅咒和攻击他。最后，在亲人的诅咒和攻击下，格里高尔死去了。他的死是为了让亲人变得轻松愉悦，是为了让亲人得到彻底解脱，虽然他们对他曾暴力相加，但他依然以德报怨。而作为研究员的“我”呢？因为脸被严重毁容而成了“怪物”，面对妻子不愿同床时，“我”在单位撕毁了女助手的画册，这在平常是不会有的，之后又苦苦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制作假面具，为的就是证明自己还是原来的“我”。可事实却是脸的损伤在此时已经给“我”的人格带来一定的影响，从“我”心理上那股相当大的不安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同时，“我”变得异常敏感，总觉得自己被社会拒绝，被一切人拒绝。此时，原来的“我”已经被脸的毁坏给摧残了。所以当“我”把手伸向妻子的裙子时，妻子瞬间的反应使“我”错以为自己被拒绝。于是“我”带上了自己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打造了那个“他人的脸”来重新找机会诱惑妻子。在这张脸的庇佑下，“我”似乎又回到了之前，拥有了已逝去的自信和力量。“我”要在这张脸的庇佑下重新征服妻子。主人公强烈的自尊心和被害感使他极具嫉妒心理和复仇心理。在他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期望和你接近，同时又期望远离你，想要了解你，同时又抗拒自己去了解你。希望见到你，同时又对见到你感到屈辱。”vi这种矛盾的心理使他要么能悄无声息的戴着这张“他人的脸”活下去而不被发现（实际上妻子一开始就发现了），要么，就是把妻子也变成和他一样的无脸“怪物”。总之，“我”无法面对由于脸的毁坏他人给“我”带来的那种“活埋境地”的状况。

　　在这里，格里高尔那种对亲人的伟大博爱之情完全丧失了，转而代之的是日本人强烈的耻感文化和男尊女卑的家庭文化。日本社会受到中国早期的儒家思想影响，重视名分和身份。如若失去名头和身份就会感觉失去了社会认同感立，便会立即产生了一种羞耻感。《他人的脸》中的“我”为了掩饰自己劣迹斑斑的脸而制作面具，也就是为了使自己以一种可以为外部社会接受与认同的面目展示在社会面前。日本人非常知耻，他们时刻关注着外界对自身的名誉的评价，甚至可以为了羞耻感付出他们视之极其宝贵的生命。但是这种耻辱必须是来自于外界的，若是无人知晓的耻辱，则不会为之感到羞愧，并且不需要弥补和致歉。这与卡夫卡在其作品中展现的犹太教的博爱、平等、宽容的思想信念完全处于两条平行线的关系。日本人不会像信奉犹太教人们一样，和善的对待伤害自己或者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对外，他们有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内，则是男人在家庭中不可撼动的家长地位。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不合理的传统家庭制度，但是作为千年流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依然隐形的存在于日本的各个大小家庭之中。所以，面对妻子对“我”的“我”所谓的拒绝，“我”不仅感到了强烈的耻辱，而且意识到“我”在家中的权利地位被撼动了。于是，“我”满怀受害心理和复仇心理，一定要在妻子和同事之间改变“我”这种被“活埋”的境况。可以说，此时的“我”是一颗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炸弹或者一颗浑身长满刺的仙人球，不论亲人朋友，都会受到我的攻击。但是，格里高尔却始终秉承着宽大博爱之心来对待周围的人和自己的家人，不论善恶好坏，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寻事情的缘由。就如他们习惯性的在基督面前忏悔时一样，深深的坦白、懊悔和赎罪。对于家人，格里高尔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格外珍惜。历史上犹太民族的漂泊无依、颠沛流离感深深的刻在了每一个犹太人的骨髓里。因此，为了家人真正的犹太人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所以，面对亲人无法接受自己的怪异形态时，为了亲人的解脱和舒缓，格里高尔选择了安然的死去。

　　2、对待死亡的态度上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让格里高尔主动求死，而且在对他的死亡过程的描写中充满了柔情爱意，好似在赞美这种死亡。卡夫卡在向读者展示一种生死观念：人的肉体躯壳虽然不存在了，可是人之为人更为重要的精神却永远存在着。似乎如老庄思想所告知人们的一样：死生同在，生因死的恐惧而显出其珍贵，而死也因生之可贵而更具有丰富的意义。人以生命的形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构成了一种现实的存在，当人的生命降临尘世，一切都可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有着千万种选择，然而死亡却是确定了的。它是生的孪生姐妹，它是唯一不需要生命的努力而必要达到的客观存在。当现实的肉体已经无法很好的诠释生的意义时，卡夫卡便选择了死亡这种精神存在的虚幻方式来展现生命的美好。于是格里高尔主动选择安然的死去。似乎这种死既是对家人的一种释放和解脱，也是对个人的一种成全。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死亡后永生的精神在告诉世人他的死亡是对人异化现象的一种深刻的揭示和深沉的诅咒。用一人的死亡来拯救千万人的灵魂，这同样是犹太教博爱、宽容的体现。这样以一个人的主动性求死来拯救全人类思想的死亡书写在卡夫卡的其他作品，比如《诉讼》、《饥饿艺术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卡夫卡用这种对于死亡的书写方式迫使人去反观生命本体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呼唤已失落的人性。所以，死亡意识在卡夫卡的创作中就不单是悲伤情感的流露，它还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对人类生命进程的深刻思索。

　　在《他人的脸》中，在对主人公的死亡态度的描写上，安部更加突出的是日本传统的生死观念。小说中“我”在面对第一次自己的脸被毁灭而带来的精神上的即将死亡时，是极为不认可的，“我”不择手段的想要摆脱那张恐怖的脸庞，制作了假脸面具，在意识到自己制作的假脸面具被拆穿后又陷入更加无奈的挣扎中。虽然最后，不管是先前有着完好的脸的“我”还是后来靠他人的完好的脸求活的“我”都被有着“怪物”脸庞的“我”折磨摧残致死，但是就“我”个人意志上来说，是极为不愿意的。到小说的结局时，“我”最终无奈的接受了自己那张血肉模糊的“怪物”脸庞，但安部却在此时说到“我真的能靠这种行为变成一只天鹅吗？能够使人们感到一种犯罪的哀愁吗？越想越觉得徒劳。只是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我最多只能变成一个孤独的、遭到抛弃的流浪汉。……以后发生的事情我将不会再记录下来了吧，但我想这只可能在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前提下才是必要的。”vii可见，“我”是多么的留恋那个原来本真的“我”，对现在这个虽生犹死的“我”是多么的无奈。在安部的其他作品中关于生死也有类似的书写。比如《闯入者》中的K先生，虽是自杀，但他却带着一种浓重的含冤色彩，他接受死亡的态度是惊慌的，自杀的本质不在于其自身对于死亡的渴望，而是在于只有死亡才能够维护他的尊严；《砂女》中的男主人公在困于沙屋中时，为了生存，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出了储水装置，得到了生命之源的保障；《箱男》中的主人公们即使活在纸箱里，作为一种异化的人的存在，他们仍然惧怕死亡，当枪口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即逃之夭夭，以保命为先……这些都传达了生重过于死的传统日本生死观。在安部公房的笔下，传统的生死观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