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和墨家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为当世留下了智慧的结晶。然而两者虽都是积极入世之学，但在“救世”之策的选择上却是南辕北辙。主要通过比较两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和墨子的出身背景和生平经历，分析了二者思想在宗教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和认识论四方面的不同发展。

　　关键词：仁爱；兼爱；儒墨之争；名实之辩

　　中图分类号：B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16-02

　　先秦时期，周朝分崩离析，诸子百家争鸣。而最为当世所推行的便是儒家、墨家和道家。相比道家思想的虚妄无为，消极入世，孔墨两家都偏向于积极入世。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就做出了“孔墨重实际，老派崇虚想；孔墨主力行，老派主无为；孔墨贵人事，老派贵出世；孔墨主勉强，老派明自然；孔墨主干涉，老派主放任”[1]1的论断。儒、墨两家有如许相似之处，所以我们熟知儒、道两家在出世入世态度上的迥然不同，却极少关注儒、墨两家思想的内在冲突，即在“如何积极入世”的方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引发了两家在宗教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和认识论上的诸多争论。然而，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之后，墨学逐渐被湮没，儒墨之争从此没了下文。但两家学说在“治世”、“救世”之策上的迥异，却依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为春秋时期宋国没落贵族的后代，“可说是在奴隶制趋于崩溃时期从贵族中分离出来的士阶层代表，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2]57。孔子早年从政，后又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晚年回乡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出身贵族世家，又参与政事，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孔子的思想其实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主张恢复周礼，重整社会等级秩序。

　　而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则是“一位由手工业工匠而上升的士”[3]2，相比孔子对周礼的推崇，他更向往夏禹时期的社会。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发现“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于是“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他更多地从平民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代表的是当时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利益[3]3。

　　两者都出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正是两者在身世背景和生平经历上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在宗教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和认识论上的不同。

　　一、宗教观念上的区别

　　在展开儒墨两家在宗教观念上的差异分析前，我们首先要说明，儒家和墨家的宗教思想与我们寻常所知的宗教是有所不同的。印度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所建立的是一个远离现世社会的彼岸世界，而儒墨两家的宗教思想却是基于现世社会的。但是，儒、墨两家对于天命和鬼神的态度却是不同的。

　　（一）对于天命的观念

　　在天命方面，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也许与他周游列国却终不受信用的坎坷经历有关，在他看来，贫富贵贱、死生祸福都由天命所决定，是不可抗拒的，无法人为改变。这种天命论继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天命观念传统，但孔子也并非完全是听天由命，而是对以往的天命思想做了一定的升华。一方面，孔子保留了“天”的神秘性，以及对于“天”和“天命”的信仰和敬畏，抱有“天道远，人道迩”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不因为承认了“天命”的不可违抗而放弃主观努力。“他所重视的是人们是否尽了自己的责任，真正做出了努力；只要尽到了责任，努力去做了，尽管没有得到成功，也是可以于心安然的”[4]6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修正了“天”作为上古宗教迷信的形象，而将其与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相结合，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

　　墨家对于儒家的“天命论”持批判态度，并提出了质问，“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非命中》）这集中体现了墨子“非命”的思想。相比孔子生死由天的说法，墨子强调人力，指出人必须通过耕田织布等劳动才能够生活，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墨子还确立了“三表法”对其“非命”思想进行了论证，无论从实践经验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若失去了人的作为，都不会是现在的结果。这是奴隶制瓦解过程中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然而在其“天志”的学说中，墨子又肯定了天的意志，用它来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认为“天志”是天下万事万物的规矩，是区分是非善恶的标准。从天体运行、季节变化，到国家制度的建立和王公侯爵的设立，都是天的意志，这就又回到了宗教迷信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