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强调人尽其才。陆贽指出，“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弃瑕录用者，霸王之道；记过遗才者，衰乱之源”。同样，“官之典司，有难易闲剧之别”，因此，人才使用的关键在于任得其所、用得其能，不能求精太过、嫉恶太甚，一味追求全才，必将陷于无才可用。

　　最后，强调量才授用。开元年间，吏部尚书裴光庭创设“循资格”，官员迁擢“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简单地说就是纯粹按年月、资历提拔干部。对此，陆贽没有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深刻指出，“迁转甚速，则人心苟而职业不固；甚迟，则人心怠而事守浸衰”。为此，他提出了改进循资格的办法，一是对异能者破格提拔，二是对失职者罢黜惩戒，三是对守常者循序渐进。惟其如此，才能既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使“庶品有伦”，又为破格提拔留出空间，使“殊才不滞”。

　　陆贽曾经感慨“理道之急，在于得人；而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在其向唐德宗进献的大量奏议中，贯穿始终的正是对于唐王朝人才匮乏的极度焦虑。事实上，陆贽十分清楚，扭转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来的颓势，恢复中兴、重振国力，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才。可惜，囿于时局和官场斗争、风气所限，陆贽所提出的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唐王朝最终也没有解决广聚英才、人尽其才的难题。

　　贞观年间，唐太宗有一次敦促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举贤荐才，封德彝回答：“但今未见奇才异能。”唐太宗很不高兴地说：“从来明主都是取人于当时，难道还能借才于异代？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看来，不论乱世或是治世，任何时候，人才问题都不在于有无，而在于能否被发现。从这一点上，唐太宗与陆贽可以说不谋而合。

　　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与其空叹人才难得，不如反思如何才能够发现人才，吸纳人才，使人才脱颖而出，这恐怕正是陆贽在今天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