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旧体诗论之渊源探微

　　吴宓（1894-1978），作为中国近现代新文学史上最后一批旧体诗人和旧体诗论家之中的佼佼者，从小吸取儒家诗学文化营养成长起来，有着良好的诗学基础。他在《余生随笔》、《空轩诗话》以及各种发表在《学衡》和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诗论文章，对古今众多的诗人、诗作均作出了精微的剖析，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终生坚守着中国儒家的传统诗教理想，坚持以旧体诗作为诗歌创作的唯一形式，而且在诗歌创作理念上一直强调“似新材料入旧格律”之法，这向来为方家所称道。而吴宓这一系列诗论主张的提出，实是渊源有自，体现着继承与发展并重的理论品格。本文拟通过厘清吴宓与黄节、黄遵宪、梁启超三位近代著名诗人的诗学交往以及吴宓对其诗歌理论的接受与服膺之过程，以揭示吴宓旧体诗论的渊源所在。这对于读者了解中国清末民初诗坛的真实状况以及其时新旧诗学的碰撞，无疑是有价值的。
　　一、吴宓对黄节儒家诗教观的师从
　　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有一段这样的引述：
　　黄师曰：“天若有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诗莫繇。”
　　吴宓口中所说的“黄师”即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大家”的著名诗人黄节。对于黄节的诗歌，黄裳曾评价道：“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浓郁的家国之感”，这确为知人之论。后来，黄节对自己的诗教观也曾有—段清楚的表白：“乃使道德礼法，坏乱务尽，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诗莫繇。”这一观点在其《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序》中有更详细的论述。黄节认为国家由人组成，因此救国也要从救人开始，使大家都懂得“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而要做到这点，“诗之为教，入人最深”，这也即“以诗救世”。可见，黄节所提倡的这一“诗教”观点与“以救世济物为志”和“有益于转移风俗端正人心”的传统儒家诗教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而吴宓，在其后来创作的《西安围城诗录序》（1926年）、《空轩诗话》（1934年）中，也确实与其师黄节如出一辙地强调对中国传统儒家诗教理想的坚守。不难看出，黄节的诗教观对弟子吴宓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否就能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弟子对老师的诗教学说的直接接受与继承呢？
　　其实，黄节与吴宓之间并不是现在大家普遍意识当中的那种师生关系，即在学校就读过程中所被动形成的师生关系。而是吴宓在充分了解黄节的诗教学说后的一种师从。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是吴宓主动选择了以黄节为师，主动去接受黄节的诗教观的影响。
　　据吴宓日记中所载，他们的初次见面是在1925年的3月29日。当时，吴宓刚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一职并努力着手筹备工作，而黄节其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故二人的第一次会面不过是属于吴宓礼节性的拜会。而且，笔者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吴宓对黄节是直呼其名的。事实上，吴宓即使是在作为个人私密的日记当中，对人的称呼也是很注重礼数的。如他少年时的老师姚华、王麟编，入读哈佛大学时的老师白璧德等，吴宓均恭敬地在他们名字后加上一个“师”字。而另有一些为吴宓所称赏的名士，如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往往在其名字后加上“先生”二字以示尊敬。因此，从吴宓对黄节的初次称呼来看，当时的吴宓对黄节的态度与对待一个普通相识之人并无二致，更谈不上师从了。
　　然而，这次本属礼节性的拜会，却使吴宓对黄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吴宓与黄节同在北京的几年时间里，他经常主动去高井胡同拜会黄节，与他谈诗，且对其文化理想与诗教观念都深为敬佩。他在日记里也开始承认“近日所作诗，皆学黄节”。其实，就作诗的外在形式而言，两人的诗学取径并不相同。作为南社中的宗宋诗人，黄节的诗歌体现的是宋诗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造诣。而吴宓对自己的诗歌风格则评为“香山未到近梅村”，并说“夙不喜宋诗”。虽然如此，吴宓对黄节的儒家诗教观还是非常认同的。
　　事实上，吴宓从少年时代起便对传统儒家思想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亲近与认同。他非常尊崇孔子，他认为“中国古代之文明，一线绵长，浑沦整个，乃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创造经营，亦即我中华民族在此东亚一隅土地生存栖息者智慧之所凝聚。此文明之全体，可称为儒教文明。孔子集其大成。”认为孔子降生二千多年来，“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而且“《论语》、《孟子》等经书价值至高，无论其文章、哲理，即所含关于日常事物之规诫，以及政刑理教之设施，虽一二语而用新眼光、新理想咀嚼寻味，可成千百言，且皆系对于今时对症下药”。
　　这种自幼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也使吴宓自觉地将其引入到他的诗论之中，他19岁时所写的第一部诗论《余生随笔》，即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这种立场：
　　盖诗之功用，在造成品德，激发感情，砥砺志节，宏拓怀抱。使读之者，精神根本，实受其益。使读之者，精神根本，实受其益。而非于一事一物，枝枝节节之处，提倡教训也。
　　吾以为国人而欲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作育其进取之精神，则诗宜重视也……而欲效法我优秀先民之行事立言，而欲研究人心治道之本原，而欲使民德进而国事起，则诗尤宜重视也。盖诗者一国一时，乃至世界人类间之摄力也。其效至伟，以其入人心者深也。
　　这两段话，吴宓提出了诗歌功用的两个方面：其一是诗歌可以振奋民族志气，增长人们的爱国心；其二是诗歌还可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有转移风俗之功。从这些观点中不难看出吴宓的诗歌教育功用论中所透发出来的传统儒家诗教功用论的色彩，但它也有着其特有的时代原因。吴宓目睹了当时中国国民“自暴其丑，无信仰，不读经史”，“无通观远识，无自尊自爱之信仰心”的弊端，这令他痛心疾首，因而也就更加迫切地希望能通过诗歌来研究人生，探讨为人的道理，并能对国民起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教化作用，导致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1915年的中国，胡适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大有不可遏止之势，传统文化话语逐渐失去了文化要津之位置，失去了对知识权力话语的控制。但是，“将传统视为生命的吴宓无论如何不肯卷入激进民主派对传统文化的抨击，但又苦于找不到支柱以维系将倾的大厦。”因此，这时的他“对传统的挚爱不能不转化为对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全面失落危机的焦灼。这种危机感达到了相当悲观的程度”。同时，吴宓也意识到，单凭自己钟爱的传统文化已难以救国，为此，他心中更增添了一重建立事功艰难，到头来一事无成的苦恼。在这个时期的日记当中，他也借“二马裂尸”之喻毫无保留地抒发了自己的痛苦。
　　因此，在那新旧文化剧烈变革的时代，黄节这一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予以高度肯定的诗教观给予了吴宓精神上最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后，吴宓在日记中记道：“黄（节）先生大悲泣，泪涔涔下。谓以彼意度之，则王先生之死，必为不忍见中国从古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日全行澌灭，故而自戕其生。”也正是这次与黄节的交谈，越来越令吴宓感到用诗歌传达“礼教道德之精神是吾侪之责任”。故而更加坚定了吴宓对于固守儒家传统诗教观的信念，并决心以此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偏执地追求全盘西化的白话新诗理论相论争。
　　也正是在此后不久的中秋夜，吴宓在黄节家中写下了“名贤追侍钦师表”的诗句，第一次表达了师从黄节的愿望。及1929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则第一次正式改称黄节为“黄晦闻师”。
　　从1925年到1929年的四年时间里，吴宓对黄节的称呼从“黄节”-“黄节先生”-“黄晦闻师”的改变，其实也揭示着吴宓对黄节的诗教观渐趋服膺的过程。这是一种经过了深思熟虑，发自内心的赞同与偏爱的服膺。而吴宓在之后的诗论中也开始逐渐明显地显露出了他的老师黄节的那种诗学观上的戳记：牢牢坚守着传统儒家的诗教理想，坚持以旧体诗作为诗歌创作的唯一形式，终生不曾改变：
　　呜呼，吾中国国家社会之危乱，文化精神之消亡，至今而极。……所赖以为宓个人之鼓舞、策励、支持、慰籍者，惟有我一生爱读爱作之旧体文言诗。……旧诗已经灭绝。此后吾侪将如何而兴国，如何而救亡，如何而全生，如何以自慰乎？……是故旧诗之不作，……乃吾侪所认为国家民族全体永久最不幸之事！亦宓个人情志中最悲伤最痛苦之事。
　　因此，吴宓对旧体诗的坚决维护更多是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守护之心，他已经把自己的个体生命与中国文化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为了捍卫中国文化精神之权威，他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在王国维灵前就曾立下誓言：“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典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而这离不开黄节诗教观的濡染之功。
　　二、吴宓对黄遵宪、梁启超“诗界革命”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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