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南行记》中流浪汉形象特点分析

　　《南行记》是艾芜以亲身接触过的底层流浪者为创作原型，呈现了生活在滇缅边地的强盗、扒手、响马贼、流浪艺人、私烟贩子等流浪汉的形象，描述了他，们或偷或抢，或者卖苦力、耍杂艺，甚至做各种非法买卖为生的各种生存方式，具有共通的形象特点。

　　一、饱经艰辛的苦难生活

　　《南行记》的开篇《人生哲学的一课》就是以自叙的角度，描写了“我”从家乡来到梦想中的大城市昆明之后所经历的“人生哲学的一课”。除了这篇真切描叙作者亲身经历的凄苦流浪生活的文章之外，在这篇小说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幕幕包含着生活中辛酸和血泪的景象：他们有的是失去了亲人或土地后，失去了人生的希望；有的是在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后被社会抛弃；还有的虽然自己有一技之长，希望靠双手养活自己，但是仍旧不被黑暗社会容纳。比如《山峡中》的小黑牛“躲开了张大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

　　更有一些漂泊西南的人们，为了能够在这黑暗无边的世界中求得一条活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地去偷盗，去做非法生意，成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时时刻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像《山峡中》魏大爷他们，都是被生活所迫，在想做牛马而不得的情况下，落草为寇，成为了被世界抛弃的人们，在破败而荒凉的桥头神祠，这样一个“被人类忘记”的荒凉的地方藏身，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去偷窃，不得不狠心夺取小黑牛本来就悲苦的性命，不得不“在刀上过日子”，他们的生活境况就是这样一批用鲜血和性命来换取生存机会的流浪汉们的典型代表。

　　二、不屈的抗争和乐观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集《南行记》中均有一个极为类似的主题——个人对待悲苦命运和黑暗社会时均采取了坚韧不屈的抗争和抗争中充溢着昂扬乐观的精神。

　　像《人生哲学的一课》中的作为一个流浪知识分子的“我”，还有《老段》中渴求学识和技能的老段，都采取了一种较为理性的抗争方式，在个人对生活和命运的抗争中，除了那种“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的意志之外，还包含着对人类知识的追求，和个人社会价值实现的愿望。

　　小说集中更为独特的是像《月夜》中的吴大林、《森林中》的马哥头、《偷马贼》中的老三和《山峡中》那个以魏大爷为首的盗贼团伙等人的抗争行为，这是一批遭到社会践踏、抛弃，被黑暗社会扭曲了身心的人们，他们的反抗方式更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斗争。艾芜曾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去信》中将这些人的行为归纳为“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这十分明确的指出了他们反抗方式的盲目性和畸形性，但作者被他们身上坚韧不屈的勇气，不屈不挠的斗志所震撼，并不惜笔墨的歌颂了他们的这种反抗黑暗社会和命运安排的昂扬精神。

　　其次，抗争中充溢着的昂扬乐观的精神也是这些流浪汉们精神力量。就像《山峡中》的野猫子，悠悠闲闲地唱出的小曲那样，她一直期待一种美好的生活环境，“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

　　三、善恶之间挣扎的人性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流浪汉人性中的恶在黑暗社会和生存绝境下逐渐呈现的。冷酷的现实人生使吴大林在月夜经过村落时终于忍不住顺手牵羊（《月夜》），使马哥头他们落草为寇（《森林中》），使陈老头本着“诚信”的方式去贩卖鸦片，一任这些鸦片流毒社会（《私烟贩子》），甚至还使魏大爷、野猫子他们害死自己的同伴小黑牛（《山峡中》），这些行径是作者是极其不认可的，更不要谈和他们“同流合污”，一道行事了。

　　但是，作者在文中并没有对这些被社会扭曲了人性的流浪汉们提出强烈的批判，反而是着意于披露造成上述种种现象的无情的社会环境，着意于揭示他们愚鲁、野蛮甚至邪恶的外表下蕴藏着的人性善和人性美。

　　四、“我”的形象独特性

　　《南行记》的叙事是以“我”从昆明流浪至中缅边界，再到被遣送回国的流浪历程为线索的，在小说各篇章的叙述中，“我”都是在场者或者是叙述者，尽管除了《我的人生哲学的一课》中之外，小说集中很少出现对“我”形象的较为完整的描述，但是纵观小说集全篇，在和其他漂泊者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少年流浪者，除了经历类似的漂泊之苦和人生艰难之外，具有较强的理性意识。

　　作为一个辍学流浪的知识分子，在和流浪汉们一起生活流浪的过程中，“我”同情他们在人生苦难中的血汗生活，又被他们昂扬不屈、乐观潇洒的斗争精神鼓舞，更为重要的是“我”以一种更为理性的角度审视他们人性中善恶交织的现象，并且深入探究他们这种以恶抗恶的斗争前景和这些行为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在《我的旅伴》一文中，“我”决心做一番“淘金”与“簸稗”的工作：“留着他们性情中的纯金”，而将种种陋习“象糠皮稗子沙石一样地簸了出去。”，在对这些盗贼们、私贩们看似已经伸起了腰杆儿的斗争中，“我”不由提出自己的疑惑，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吗？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会在这样的斗争中想实现吗？文中“我”的行为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一次次的离开这些同行的人们，执着的寻求自己所向往的“另外的光明”，以至后来郭沫若在评价艾芜的作品时曾这样说道：“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

　　当然不可否认，在有些时候，“我”也是懦弱的，未能奋起为正义和真理抗争的，比如在《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中，天真纯朴的傣族少女被那个英印混血的“绅士”欺辱时，“我”却未能阻止这一恶行的发生，作者在文中并未将“我”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形象，而是最大程度的尊重了生活应有的真实性，让“我”在漂泊流浪的过程中不断地成长。

　　《南行记》中，这些流浪汉独特的形象和其多姿多彩的的生活经历，虽然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人和事，但已经具备了普遍的人生意义和深广的社会意义，作者以此成功地践行了鲁迅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回信》中提出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教诲，不仅仅开拓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反映现实的全新领域，给当时左翼文学注入的新鲜的“血液”，而且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风姿奇异且形象丰满的“流民”形象，向现代小说创作贡献了一组真正的流浪汉群像，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

　　【参考文献】

　　[1]艾芜著.艾芜中短篇名著[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

　　[2]艾芜，沙汀作.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去信[J].十字街头，1932（3）.

　　[3]张效民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

　　[4]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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