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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遥《人生》中看城乡边缘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

时间:2013-08-27 11:14 点击:
路遥的小说《人生》自发表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本文试通过对高加林这一城乡边缘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分析,探究一下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农村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以及隐藏在这种处境下的内在原因,为当代从农村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
  路遥的小说《人生》自发表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这部作品中,一向倡导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路遥,深刻的展现了其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深刻体验和精确把握,一定程度上真实的创造了高加林这一挣扎徘徊在城乡边缘的知识分子形象。[1]而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高加林形象的分析,探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农村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以及隐藏在这种处境下的内在原因,为当代从农村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提供有益借鉴。
 
  一、尴尬处境的具体体现
 
  高加林的尴尬处境,概括的来说,便是城乡二元之间的巨大差异中产生的无所适从,以及在这种巨大差异影响下,知识分子个人理想和现实环境中的冲突。
 
  (一)知识分子的城市生活和农村现实的尴尬
 
  虽然高加林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在农村成长起来,但是六年的中学生活,使他接触了更多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比如衣服会飘着肥皂香,坚持每日刷牙,习惯阅览室、电影院等的存在。虽然是以学生的身份在城市中客居了六年,但是他已经习惯了作为一个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并享受着这一切,把自己当作众多城市群体的一份子。
 
  而当高中毕业,被迫回到生养自己的农村的时候,村子里的一切对他来说,便显得格格不入。村子里的人不像城里人一样讲“卫生”,没有每日刷牙的习惯,穿衣服也是又脏又旧,没有阅览室、电影院等生活设施。村子里的人,也只关心些家长里短和猪羊牲口的事,这和他关心国际大事和国计民生的心胸有着巨大的差距。
 
  向往的城市生活不接纳他,而生养自己的农村又不适合他,进退两难之下,而正是这样迥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转换,让他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处境。
 
  (二)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和农村体力劳动之间的尴尬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高中毕业的高加林,已经可以算的上是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了。而且他不仅兴趣广博,知识丰富,具有美好的文艺梦想,是一个具有文学气息的知识青年。所以,这样的兴趣爱好,注定了高加林的梦想只能是做一个体面的人民教师或者国家干部。而事实证明,在高加林做通讯干事的时候,确实把工作处理的非常完美。
 
  而在当时的农村,人们虽然也保持了对知识分子的一贯尊重,但是更看重的是经营庄家的能力,是像马栓那样能干的年轻人。农村生活中,需要的是一个身强力壮,能够犁地、除草、刨地,会经营家庭的人。而刚刚参加农村劳动的高加林,则带着一种发泄的情绪做农活,直到后来有了刘巧珍的爱情抚慰,才能够把农活做好。
 
  因此,在高家村根本没有适合高加林这样知识青年发挥的空间,也没有适合其赢得社会地位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出路,就连唯一还算体面的教师的工作,也被替代了下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个人理想实现和农村劳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使高加林这种从城市回归农村的知识分子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
 
  (三)完美爱情和传统道德之间的尴尬
 
  因为其叔父调到县里做劳动局局长,高加林再一次得到重返城市的机会。当他做了通讯干事,和以前的同学黄亚萍进一步深入接触的时候,便开始陷入恋情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高加林深深的知道刘巧珍在他生命低谷时候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在高加林因为教师的职务被替代而消沉颓废的日子里,正是刘巧珍这个善良大胆,勇敢追求爱情的农村姑娘,用她的温柔唤醒了他对生活的渴望。每一日晚上和刘巧珍的约会也成了辛苦的农村劳动生活中唯一的期盼和精神寄托。不管是对其刚刚从事劳动而手掌受伤之后的包扎,还是帮助他“卖掉”了馒头,都可以看出刘巧珍对他的深切的体贴和关爱。从道德上说,他觉得自己不能够辜负刘巧珍对自己的爱情。
 
  但是,另一方面,黄亚萍又能够在兴趣爱好上和他有共同话题,两人都具有相应的文化知识,在精神层面上能够有更多的共鸣,可以相互理解。他们在一起可以讨论相同的小说,她懂得他散文里的精彩部分,而且可以给他写诗。更重要的是,以前横亘在两人之间的身份问题,已经随着高加林当上通讯干事而消除。作为高加林的倾慕者,黄亚萍更是主动的对他抛出了爱情的橄榄枝,情愿离开父母眼中的理想佳婿周克南和他双宿双飞。
 
  所以,一边是在过去曾帮助过自己的旧情,一边是能够和自己相互理解并在事业上给予助力的新欢,高加林不自觉的,就又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四)反对权势和利用权势的尴尬
 
  在小说的开始,便是高加林被辞退了乡村教师工作后的场景。在被农村的权力掌控者高明楼欺压的时候,对特权等级是极其愤恨的,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在县城买馍的路上碰到马占胜的时候,他冷嘲热讽的对其表达了内心的不满。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因为所受的政治教育养成的正义感,还是自己所遭受的悲惨遭遇,都让他具有很强烈的反对权势的意识。
 
  而当他的堂叔做了劳动局局长之后,马占胜和高明楼等人为其谋划当上了通讯干事的时候,他却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这种特权的存在。当自己成为权力等级的受益者时,高加林也只是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这是党的关怀。那一刻他感叹这“后门”的威力是如此的巨大,却不能果断的拒绝这种通过不正常关系得来的工作。
 
  被权势欺压时候的愤恨和反抗,以及成为权势受益者后的默认和自欺欺人,这也让高加林在心理上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二、高加林尴尬处境的根源
 
  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研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到,高加林的尴尬处境,和农村知识分子极其个人的生活理想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局限,具有莫大的关系。
 
  (一)考虑所有问题以个人理想的实现和未来的发展为判断准绳
 
  作为一名从农村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高加林深刻的体会到城乡二元结构下两者的巨大差距。六年的城市生活,使其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进而无限向往,使他不能够再安于回到小农村去。
 
  当他做了农民,进城买馍看到黄亚萍和张克南的时候,从心底来说,他对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很羡慕的。当他和德顺爷爷一起进城掏粪的时候,路过广播站的时候,“又望了一眼灯光闪烁的广播站,黄亚萍此刻在干什么呢?读书?看电视?喝茶?”更加证明了他对于黄亚萍所处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向往和羡慕。而正是这种艳羡,这种城市梦,使他在精神上无法融入农村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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