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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与元九书》中的文论观

时间:2021-05-19 14:39 点击:
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体现白居易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论论述和经验介绍,但是再这篇文章中白居易自己的文学理论观点,却有着矛盾、不合理,或者说偏离文学本质的一面。这种观点在对全文进行分析以后,就能看到,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所表达
  白居易做《与元九书》时,自己四十四岁,正值自己被贬为江州司马。他到江州之后,编写诗集十五卷,然后写下了这封给元稹的信,畅论自己在多年的创作过程中所得出的关于诗歌的创作论,也是白居易自己写作讽谕诗歌的理论总结。但是白居易自己的诗歌创作和他自己所认为的创作理论,也是有矛盾,或者说有不相吻合的地方。
 
  白居易是一位忠实的儒家弟子,在文章开端就明确的指出:“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根据白居易自己提倡写讽谕诗的观点,他对于《六经》,尤其是对于《诗》的看法,也和孔子最早提倡的一样,在“兴、观、群、怨”之中,将《诗》看做一种社会的文献,并将“怨”的功能作为其首位。这种观点在后面还频繁出现,但是白居易自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对于创作的起点他却又说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这便又带出了“文”与“质”的关系,虽然孔子早就提出要“文质彬彬”,讲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但是儒家功利性的主张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始终要求着人作为一种可以自觉的以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自己的人,并将这种要求化为了一种无意识的“信仰”。这样的人就是“然后君子”的典范。由此,虽然白居易作为大诗人,他的创作经验使他承认“情”、“言”、“声”的重要性,但是最后还是要到达“义”上面去。原本艺术作品的创作是无法不带有社会属性的,但是将这种属性作为唯一的目的而去强调,导致艺术创作过程中本质的东西而被忽视,这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了。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白居易认为“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对于山水诗人,他是不赞同的,因为他认为这些人的存在,他们诗歌的出现,是六义的缺失所导致的。为什么有的人会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政治的得失,天下的安生与太平,而只在山水之间自得其乐呢?作为儒家弟子和大诗人两种身份居于一身的白居易,认为这是无法理解的问题。即便在他之前不久的诗仙李白,他也认为“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即便是写作诗史的杜甫,也不能够让他满意,“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甫写作的诗歌非常之多,但是能够符合白居易的文学观水准的,也只有那三四十首了,所以他感叹道:“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从先秦圣人一直说到自己时代之前的李杜,白居易认为孔孟之后六义的渐渐为人所遗忘、所误解等原因,导致了“文学”的一代不如一代。但是这样的“文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白居易接下来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是如何的很早就开始识字,然后勤学苦读,专于科试,同时并没有忘记在作诗上下功夫。但是对于政治生涯的渴求给白居易带来了人生观的改变,他自己出身贫苦,也同情和他一样的普通大众。而最终为自己挣得一官半职之后,便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白居易对自己创作生涯的总结,要求诗歌要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能够起到“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的功效为最好,这也是白居易对自己在政治旅途上的希望。但是现实却往往与理想相悖,白居易不仅没有接近这样的愿望,并且还被权势所排挤。他所作的讽谕诗,“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诗歌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可以说文学的功底非常之深厚了,但是在政治的世界中,却遭到了“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的下场,使得白居易自己也感慨“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白居易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具有非常高的审美意味。但是他作为一个儒家弟子,却将自己的政治愿望与自己的文学理论混在了一起,没有很好的区分开来。和所有的儒生一样,白居易也希望自己通过文章、通过仕途,为自己谋得统治阶级内的一席之地,然后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甘愿为民请命,而不怕“实录”现实,“直书其事”。但是他也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中所会遇到的悲哀,一厢情愿的热情最终化为了对自身、对社会、对历史、尤其是对文学传统的不满。这种情况在他之前就有,在他之后更多,但是作为大文学家、大诗人的白居易,因为这样的遭遇,才将政治欲望混进了文学理论,也正是因为自己身份的独特,而强调文章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才可以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这样的主张有利也有弊,对于已经作文作诗轻车熟路的白居易自己,这是一种在创作成熟期所对自己进行的总结,为自己制定的目标。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为其他人所观看的时候,就颠倒了文艺的本质。白居易并不是没有强调审美的重要性,但是他对于功利性的追求过于显眼,在《与元九书》这篇文章之中几乎通篇都在叙述这么做的起因和始末,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只有为政治服务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替老百姓申冤的诗歌才是好诗歌。这样的文学作品并非没有好的,但是好的文学作品绝不只局限于此。文艺作品创作的起点,应该是作者感情与现实的共鸣。《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咏言”;《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等等。在文艺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审美的第一性,这是文学的本质,没有美不成为文学,而若是只有政治的声音,那与政府的工作报告没什么两样,也就没有了所谓的“诗史”或者“现实主义”。白居易所提倡的“为时而著”虽然要求文章要尽量贴近时事,揭露现实弊端,为政治教化服务,但是这不是一种文学的范畴,而是文学自由下的自行选择,只有自身愿意才会那么做。“为事而作”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如果抛却政治的影响,仅仅看现实主义层面的主张,那么什么样的文学是不“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呢?文学的来源只有一个,所有事情都发生在这唯一的源泉之内,这不仅仅是社会的属性,也是人自身的属性,作为创作者的人既不能超出这一范畴,也不能违背这一范畴。而即便要求功利性的文章,也并非一定只有“裨补时阙”、“为民请命”的作品可以达到,文学的范围极其广阔,文学的功用也具有多面性。但无论要求文学做什么,都离不开审美的第一性,都不能抛弃艺术美的存在。古罗马贺拉斯所提出的“寓教于乐”就是合乎艺术创作本质而驱身功利性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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