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追风筝的人》看人物形象塑造(2)

　　以在电影中占据相当篇幅的阿米尔的父亲这一形象为例。在影片的前半部分，父亲的形象是极为高大而伟岸的。作为当地的一个成功商人，父亲施舍穷人，建立孤儿院，具有一定的地位，在家庭之中关爱有兔唇的哈桑（电影中删去了哈桑兔唇的细节，兔唇也是一组呼应，阿米尔在后来与阿瑟夫的搏斗中被打破了上唇），对阿米尔有着崇高的威严。因为阿米尔的母亲难产而死，因此孱弱、愧疚的阿米尔在父亲面前总显得十分怯懦。如神一般的父亲甚至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他已经抛家舍业逃往美国的途中，还会为即将遭受苏军强奸的陌生女性挺身而出，可谓是一个勇敢的绅士。并且在电影的开头，父亲与阿米尔曾经有过一段深深震撼阿米尔的谈话，在对话中，父亲表示最令人唾弃的行为就是盗窃，也就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杀人与欺骗都是盗窃的一种。即使是在父子二人流落美国之际，父亲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也是阿米尔奋斗的动力。然而转折点就发生在拉辛汗的信件寄到之后。阿米尔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与自己都是“贼”，都曾经犯下过他们所唾弃的十恶不赦的盗窃罪。曾经行侠仗义的父亲与阿里的妻子有了私情，生下了私生子哈桑。对于阿米尔来说，父亲“偷”走了他知道真相的权利;对于哈桑来说，父亲“偷”走了他的合法身份和本应有的和阿米尔一样的优越生活;对于阿里来说，父亲则“偷”走了他作为男人的尊严。尽管阿里与父亲也是好友，但是因为逊尼派普什图人和什叶派哈扎拉人的宗教种族隔阂，埋葬了他们之间应有的美好情感。而与之相对照的，阿米尔的人生也与父亲有了惊人的重复。阿米尔也“偷”走了父亲知道风筝大赛真相的权利，并且污蔑哈桑偷了他的东西赶走了哈桑父子，随后用了整整26年的时间来赎罪以摆脱自己心灵的煎熬。最终，父子二人都走上了那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父亲曾经的过错与赎罪经历，首先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沉重的宿命感。正是因为父亲始终是人前完美的典范，使得他不能承认哈桑是自己的儿子;同时又因为愧疚他才刻意冷落自己那个幸运的儿子阿米尔，间接导致了阿米尔坐视哈桑的悲剧。但也正是因为这份血缘关系，才直接导致阿米尔奋不顾身地救回索拉博，终结两代人的恩怨。其次，父亲的经历又能促使观众更深刻地理解阿米尔为何能够正视自己人性中的丑陋一面，从而进行反省。另外，值得强调的是，阿米尔父子与哈桑父子是一对双重比照，而由父子两代人扩展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又是一对比照。个人的歧视背后是两个阶级、种族之间的压迫，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直接导致了无休止的种族纷争与贫困落后的恶性循环，于是出现了电影中阿富汗在各种政治势力之下的反复易手，以阿米尔等人为代表的阿富汗人与这种社会现象是互为因果的。胡塞尼借助这种对人物群像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担忧和反思。
　　三、隐喻模式与人物塑造
　　单纯只有叙事支撑起来的人物形象，无疑会使观众的观感全部依托在情节发展上，较为单薄且没有回味的空间。隐喻则是一种与人类的认知有关的特殊语言现象，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景语皆情语。”[3]带有暗示意味的客观物象在作者/导演与读者/观众的交流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加强电影深度的有效手段。尽管因为社会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差异，观众并不能第一时间领悟到这些隐喻设置的意图，但是在观影后的讨论和交流之中，观众能通过对于隐喻的剖析不断充实对剧中人物的认识。
　　以风筝为例，风筝贯穿了全片且具有一种人文意义。本身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的重要习俗，这种文化传统在塔利班掌权后被无情地剥夺，这也是对阿富汗人欢乐与对和平向往的一种压制。另一方面，风筝本身象征着人的命运。[4]最初阿米尔与哈桑是喀布尔斗风筝的高手，两人曾经合力割断过无数人的风筝，蓝风筝也是父亲送给阿米尔的重要礼物，代表了一种父亲对阿米尔的希望（即克服自己的敏感柔弱，成为像哈桑一样坚强的人）。然而正是在赢得比赛，追回蓝风筝的过程中，哈桑饱受凌辱，阿米尔陷入自闭，随后两人因战乱分离。两个少年如同断线的风筝，再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风飘摇。而在片尾美国旧金山的旅美阿富汗人举行新年风筝大赛，阿米尔为索拉博放起风筝的时候，又意味着他重新夺回了自己命运的控制权，尽管无法回到梦中的阿富汗家乡，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继续生活。
　　再以石榴树为例。首先石榴树在电影中象征着阿米尔与哈桑的友情，影片一开始两人就在石榴树上玩耍，阿米尔在树上刻下了“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字样纪念两人的友情。而在阿米尔被自己的内疚所折磨时，要求哈桑用石榴来打他，茫然的哈桑不肯动手，于是阿米尔反用石榴打哈桑希望激怒对方，然而哈桑的举动竟是用石榴砸自己的头，让汁液流下来，因为他以为这样能令阿米尔好受。而当阿富汗陷入战乱之后，石榴树也多年不曾结果，意味着两人友谊的终结，以及苏联和塔利班对于阿富汗生态（包括环境生态与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其次，石榴树代表了一种鲜血献祭。哈桑被砸时浑身血红，石榴汁流在脸上时也如同鲜血。而鲜血在宗教中又有净化和救赎灵魂的功效。当阿米尔解救索拉博时，前者被戴铁拳套的阿瑟夫打得遍体鳞伤，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哈桑的一种回报。
　　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使用了前后呼应、双重对照以及隐喻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为观众勾画出了一个阿富汗男孩的成长历程，并从此延伸开来，对整个阿富汗民族数十年中的悲惨遭遇进行了观照。正如他本人所言，他用电影中个别人的悲欢离合，拂去了蒙在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面孔上的尘灰，让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观众关切这个陌生但是仍有希望的国度。
　　【参考文献】
　　[1]贺晓武.小说比电影更动人：谈《追风筝的人》的改编[J].电影文学，2009（02）.
　　[2]邓瑶.从拉康的镜像理论解读电影《追风筝的人》[J].电影文学，2014（20）.
　　[3]王国维.人间词话[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4]黄莹.《追风筝的人》中的意象呼应及其文化隐喻[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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