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悲悯与救赎

　　【论文摘要】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华语电影。它根据一部真实的纪录片《寻找失去的孩子之彭高峰寻子篇》改编而成。但在这部影片中打拐寻子仅仅是故事的外壳，陈可辛凭借外在打拐寻子的故事展示了亲情、伦理、人性、社会批判的诸多看点。然而深入故事的内核，对人性的悲悯和灵魂的自我救赎才是陈可辛影片的灵魂。通过对田文军、鲁晓娟、韩德忠、樊云、李红琴、高夏等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透视了几人在寻子过程中如何完成了自我觉醒、忏悔和救赎。
　　【论文关键词】《亲爱的》;悲悯;救赎
　　催泪大戏《亲爱的》被誉为2014年最感人的华语电影。每看完一次，心里总会留存着久久的感动，但想要把它写下来时，却又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困惑。这部电影到底要向受众传达的是什么？笔者不禁陷入了一种情感和价值的迷雾中。《亲爱的》以彭高峰寻子的真实案例为原型讲述了一个拐卖儿童的故事。但这仅仅是故事的外壳，陈可辛讲述的重点并不在此。首先，影片中的田鹏被拐但并未被卖，在众多的儿童拐卖案件中，这是一个特例。其次，当田文军找到田鹏时，拐带田鹏的杨明富已经死了，而他的妻子李红琴是一个无知的受害者。因此被拐者和拐卖者之间的仇恨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影片中用很大的篇幅展示了田鹏与其养母李红琴难以割舍的亲情。《亲爱的》中的社会批判性也是我们一目了然的。如失踪人口24小时之内不给立案，福利院院长以法律的名义冠冕堂皇地拒绝李红琴对杨吉芳的探望，韩德忠办理出生证明却被要求开具儿子韩小宝的死亡证明等，这一切都在昭示着我们社会中的某些灰色面以及底层人民生存的艰难。但这种批判是否就是陈可辛叙述的核心呢？
　　陈可辛拍摄这部电影的动机缘于一部真实的纪录片《寻找失去的孩子之彭高峰寻子篇》，但《亲爱的》与此纪录片又有很大程度的间离。在纪录片中寻找彭文乐是唯一的主线，在《亲爱的》中除了寻找田鹏的主线，还有田文军和鲁晓娟两人关系的变化，李红琴对杨吉芳抚养权的争夺，律师高夏由对李红琴的敲诈到真心帮助，韩德忠从坚决不生下一个到最终对现实的妥协。这些围绕在寻找田鹏主线周围的故事使得《亲爱的》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态。陈可辛对真实事件的加工和改编传达了他创作这部电影的真正意图：悲悯和救赎。王群在评价《亲爱的》时指出：“现在的电影最低层的是奔着票房，高一点的稍微讲究一点电影语言就算不错了。但是向人道主义的立场靠拢，能够显现出一些人性关怀和人文情怀的东西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1]《亲爱的》正是传达了这种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和人在自我反思中的忏悔和救赎。
　　一、田文军和鲁晓娟
　　故事的开始，田文军与鲁晓娟已经离婚，孩子归田文军抚养，鲁晓娟已经另组家庭，她每周探视田鹏一次。鲁晓娟将田鹏送回田文军的网吧，两人见面便是无休止的争吵，鲁晓娟谴责田文军照顾鹏鹏不够仔细，致使孩子受伤，同时她还责备田文军教田鹏方言。田文军则反唇相讥，两人唇枪舌剑，表面看来是为了田鹏的教育，事实上则是两人内心价值观的冲突。鲁晓娟好强上进，她通过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成功进入中产社会，融入了深圳这座城市的核心，所以她希望田鹏讲普通话，希望田文军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希望别人按照她的意愿生活。相对于鲁晓娟来说，田文军则是一个失败者，生意失败，婚姻离散，虽生活在深圳，但田文军始终是这座城市的异己者，因此他固执地教田鹏陕西方言：“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这种对方言的执念体现了大城市外来失败者的恋乡情结，借此对抗自己的挫败感。鲁晓娟是在融入，而田文军是挫败后的间离，田文军与深圳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所以即使田鹏没有走丢，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分裂环境中，他也很难健康成长。而恰恰是田鹏的失踪使田文军和鲁晓娟两个刺猬式的夫妻逐渐走向了和解。在田鹏最初走失时，鲁晓娟充满了愤怒和质问。在警察局，她哭喊着捶打田文军，要求田文军还她儿子，此时鲁晓娟是高高在上的质问者，田文军则因丢失了鹏鹏成为负罪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愤怒慢慢退去，继之而来的则是互相的同情与和解。当田文军千里迢迢赶到河北寻子时，鲁晓娟则谨慎地提醒田文军别中了骗子的圈套;当房东要将田文军的网吧转租他人时，田文军和远远坐着的鲁晓娟相互对视中充满了理解。两人不再针尖对麦芒式地喋喋不休，田文军看到鲁晓娟脸色不好会叮嘱她注意身体，而鲁晓娟知道田文军失眠便给他带来了药，两人共同参加“万里寻子会”，已是两人之间彻底的和解。在寻亲会上，鲁晓娟第一次进行忏悔，在儿子田鹏追她的车时，她心中感应到儿子在后面，但她没有停车，而是关上车窗离开，虽然这种感应只是一种潜意识，但对于母亲来说，这个失误足够使鲁晓娟背负一生的罪责。鲁晓娟在漫长的寻子之路中已经卸下了质询者的面具，最终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负疚宣泄出来。在鲁晓娟崩溃式地哭泣时，田文军只是静静地等待着鲁晓娟的宣泄，因为这时任何言语和安慰都是多余的。在找到鹏鹏之后，田文军在派出所的楼梯上同样有一段爆发式的哭泣，韩德忠试图去安慰他，同样被鲁晓娟制止了。鲁晓娟和田文军两人之间确实有着一种默契，只是最初被世俗利益所蒙蔽而已。儿子的丢失则使他们逐渐走出了自我迷失，成为他们彼此情感沟通的桥梁，完成了彼此的救赎。电影结束，当田文军发现儿子满口方言时，他试图纠正孩子的方言，让其改说普通话，这也是田文军对自我的重新认同。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寻找孩子的故事，不如说是一对夫妻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逐渐找回自我的故事。
　　二、韩德忠与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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