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全区档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报告、制止日军暴行，救助民众的过程中，即时做了大量的记录，这些文字结集为《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oftheNankingSaftyZone）》，1939年由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译出版。该书收录69个文件，其中包括安全区委员会与日本使领馆人员，英、美、德等国外交官，伪南京自治委员会等交涉的信件、报告、文书，安全区委员会管理的难民所状况备忘录，并记录了1937年12月15日到1938年2月7日发生在安全区和附近地区的444个日军暴行案例[5]269-388。

　　2.“耶鲁文献”（DocumentsandPhotographsfromtheCollectionsoftheYaleUniversityDivinitySchoolLibrary）。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非常委员会主席贝德士曾两次因在大屠杀期间为南京市民服务被国民政府授勋[10]743。他保留的文献，现与其他相关文献一起，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笔者统称其为“耶鲁文献”。“耶鲁文献”同时收集了贝德士为中外多家媒体所写的报道，《南京安全区档案》《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的主要或全部内容，传教士和家人及其他人士的书信，福斯特等人所摄照片，以及美国驻南京外交机构和人员的往返电文，美国差会基于传教士报告形成的文件，美国和其他国家人士与日方的来往电文。贝德士战前就中日关系发展趋势做了大量分析，他不仅关注大屠杀发生时的强奸、杀人、抢劫、纵火案例，还秘密调查了日军占领南京后有组织、有系统的贩毒活动，日本对南京的经济独占，民众对日军占领的反应，沦陷后的市民生活，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活动等，是一份百科全书式的典藏。

　　3.美国外交文件。南京沦陷之前，留守南京的美国外交人员向约翰逊大使和国务院递交了很多报告。返回南京后，他们又撰写了许多目击证词和①另有白俄波德希沃洛夫、齐阿尔也参与西方人士工作。参见拉贝1937年12月21日日记，《拉贝日记》第195页。分析报告。同时，其他西方人士在与日方函电往来时，多向美国大使馆备份，很多文件有赫尔国务卿等人的批示，成为美国政府对日交涉的依据。

　　4.其他。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1938年在纽约、伦敦出版“WhatWarMeans,theJapaneseTerrorinChina”（《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同年出版），国际影响很大。贝德士为此书的写作牵头奔走，提供一手现场目击记录[11]246-247，并就书稿提出18个方面的具体修改意见[11]258-260。马吉在南京秘密拍摄的电影，是迄今为止所知的唯一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活动影像，由费吴生带出南京，在、美国各地放映。史迈士1938年春带领学生对南京周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出版“WarDamageintheNankingArea,December,1937toMarch,1938”（《南京战祸写真》）一书，弥足珍贵。另外，鲍威尔的回忆、费吴生的回忆和卡伯特·科维尔的南京视察报告也是有价值的资料[8]。其他西方人士的记录也极具价值，如德国当时是日本的盟国，但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德国人士的记录，却证明日军犯罪证据确凿。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罗森档案”后来扩充至德国外交部存档案，全方位揭示南京沦陷前后日军进行屠杀、抢劫、强奸和环境破坏等方面情况。至于众所周知的《拉贝日记》，日本学者横山宏章称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论争方向具有绝大影响力”，是“超一级资料”，因此，德方材料是日本右翼最感痛苦的证词之一，反复攻击其证明力而无法得逞[12]125-168。另外，已经在英国、丹麦、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发现了规模不等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收入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第三方人士的现场存在和记录，使得南京大屠杀不同于日本侵华期间发生的众多暴行，从一开始，它就不仅仅是人所独自承受的遭遇，而是世界人民关于战争的苦难记忆的一部分。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唤醒的不仅是人民的记忆，也是全世界人民关于战争的跨越国境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