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南京人。就南京大屠杀中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放下武器的军人而言，南京卫戍军由第二军团、第60军、第71军、第72军、第74军、第78军、第83军、教导总队、宪兵部队、江宁要塞部队等组成，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南京籍占绝对少数。由于突围处置不当，大多数退往下关码头到燕子矶的十里江滨一带，长江对面的浦口曾为胡宗南部把守，有较为宽阔的广场和多处码头，官兵如能获有序的指挥和适当的交通工具，应能挽救数以万计的生命。例如“教导总队工兵团装备中，本有24只大型橡皮舟……可是当我们赶到隐藏的仓库时，已被别的部队放火烧掉了，说是为了坚壁清野。仅有一只漏网之鱼……借此，桂永清将军总算得以渡过长江。”[2]5另有一只小火轮，在送唐生智等过江后，往返浦口和下关，因指挥失当，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只运送了少量官兵。一些官兵自行设法，或抱木头、木板，或抱房梁，或划澡盆、马桶，泅渡长江，“淹毙者甚多，情形凄惨”[3]。数万放下武器的官兵群龙无首，盲目徘徊，终被日海陆军追击部队包围、俘虏，加以杀害。即使受害的平民，也不都是南京人。当时南京的难民中，尚有从上海、无锡和其他地方来的[4]208。

　　1937年9月，魏特琳估计，每天经过南京的难民“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递增”[4]56。虽然到底有多少外地难民滞留南京，兵荒马乱时代无从精确统计，但爬梳残缺不全的史料，仍可略观其规模：伪南京自治委员会1938年初曾疏散京沪线沿线难民，仅2月27日就遣送难民800余名，2月28日又遣送300名，而日军特务机关原定27日遣送1600名，28日遣送800名[5]563-564。3月5日，伪南京自治委员会报告，2月12日，仅在和平门一处，他们就发给外来留京难民回籍证199张、安居证5854张[5]522。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外来难民颇众，其中必有相当数量被日军屠杀。

　　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也不仅是人。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难民营里搜寻士兵，住房委员会副主任里格斯（美国人，中文名林查理）一再对日军解释，以免其把平民作为军人抓走，结果被日军军官三次用刺刀威胁，遭到其殴打[6]164。12月25日，林查理解救了一名妇女，结果再次遭遇攻击：“这名军官抓住由日本大使馆发给里格斯的袖章，将他的双手从口袋里拉出来。……他猛击里格斯的胸部。……当他解释说他是在陪同这名妇女回家时，他遭到了这名军官的反复殴打。里格斯想看一下这名军官的袖章，马上他的脸上被击中了一拳。……见里格斯拒绝了，军官朝他脸上又打了一拳。”①后来，掌管鼓楼医院的美国人麦克伦被日本士兵刺伤脖子，险些丧命。德国外交官罗森等其他西方国家在宁人士也曾遭遇生命威胁。除遭受显性伤害之外，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PTSD）症候群体现了一些西方人士目睹惨状后产生的“软性”、隐性伤害。费吴生离开南京到美国宣讲大屠杀事实时，不断遭受失忆等症状的困扰[5]187-188。严重的，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杀，如美国女教师魏特琳。惨剧发生几十年后，仍有幸存者无法摆脱伤痛记忆而痛苦不堪，另有研究者因受到大屠杀噩梦的影响而主动结束生命，像张纯如[7]。因此，国家公祭将祭奠对象设定为所有日本侵华的受难者，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二、南京大屠杀是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记忆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有不同身份的外国侨民身处南京。具体来说有下列三个主要的群体。①这是1937年12月25日事件，但拉贝归入12月24日日记。参见《拉贝日记》第231～232页。

　　一是外国记者。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共有五人，其中四位是美国记者，他们是美联社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特洛简·斯提尔、《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丁（或译蒂尔曼·德丁）、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阿瑟·孟肯（或译门肯）。另一位为路透社英国记者史密斯。南京沦陷时，他们都在南京。《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读者文摘》《华盛顿邮报》《生活》等美国报刊的新闻报道，多数由前述西方记者撰写[1]。

　　二是英美德三国的外交官。美国方面，大使馆二等秘书爱利生（或译阿利森）、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工作人员麦克法恩1938年1月6日作为第一批西方外交官从上海返回南京。他们一方面记录、报告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另一方面接受南京外国侨民的汇报。同时，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驻日大使格鲁、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较多相关资料。国务卿赫尔和总统罗斯福作为决策者，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原则性的宣示。另有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卡伯特·科维尔曾在大屠杀之后到南京实地考察。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哈利·雅纳尔（或译为亚奈尔、亚内尔）等，对南京形势亦十分关注[8]。德国方面，德国驻华大使馆办事处外交官罗森、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1938年1月9日回到南京。除他们之外，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驻上海总领事菲舍尔、驻华使馆参赞劳腾施拉格尔、驻日使馆参赞奈贝尔、驻日大使冯·迪克森、外交部副部长魏茨泽克、驻华使馆参赞毕达等，因为工作关系，不同程度地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的实况，并各自留下了篇幅不等的记录[9]。英国外交官普里多-布龙、洛维特·弗雷泽、沃尔泽与德国外交官一起抵达南京，其继任者杰弗里、威廉斯，则在1938年1月底抵达，均对南京大屠杀及其影响有所记录。

　　三是列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西方侨民。他们是拉贝（德，中文名艾拉培）、史迈士（美）、马吉（美）、黑姆佩尔（德）、曹迪希（德）、施佩林（德）、贝德士（美，中文名贝茨）、米尔士（美）、特里默（美）、里格斯、福斯特（美）、克勒格尔（德）、魏特琳（美，中文名华群）、威尔逊（美）、麦卡伦（美，中文名麦克伦）、鲍尔（美，中文名鲍恩典）、海因兹（美）、索恩（美，中文名宋煦伯）、菲奇（美，中文名费吴生）、哈茨（奥）等①。另有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京特在南京郊外运作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这些人士在记者们被迫撤离、外交官迟迟未获日军批准返回，南京被日军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与日方直接交涉，拯救难民，留下了大量的档案、日记、书信、报告等。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西方在宁人士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事发当时即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段必将记入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所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加以记录，形成了庞大的证据链。以美国人士而言，除新闻报道外，其记录就分为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