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新世纪小说中的身份焦虑(2)

　　在此，方言成为一种工具，人们用以达成自我在一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每个人都力图掌握这种工具来获得在这个城市的归属感。而当人们一旦掌握了语言等工具来证明自己在某一地方的合法身份时，他就会不自觉地以此要求新来的外地人，就如刘老伯也构成了城市排外的铁栅栏中重要的一环。

　　收旧货的老王这样的农民工，却面临更深的困境。老王想通过跟保安班长比说本地话来证明自己的可靠性，但正如保安班长所说“谁跟谁是自己人？”“说得再像你也是外地人”。即使他掌握了本地方言，却根本拿不到这场方言竞技的入场券，也不能被当作本地人，只能早早回家过年，留下那八哥学他苏北口音的“收旧货了，我惨了”。

　　《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表现的是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更深层次的精神危机问题。老胡在进城之初，曾被错误地认为是小偷，因此他的内心背负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不论在哪里工作，只要是单位丢了东西，或者听到警车响，老胡总要精神高度紧张、疑神疑鬼，生怕别人怀疑自己，甚至到最后他自己都怀疑自己，并且有了严重的妄想症，将报纸上报道的某杀人犯的故事套在了自己身上。虽然老胡最终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但他依然“打呼噜太厉害”，没有获得心灵的宁静。

　　长久以来，在城市低人一等、非偷即盗的社会地位，使农民工有了极大的心理焦虑，以致于他们从城市的异己者变为了自己心灵的异己者。

　　身份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现在社会发展了，人们的身份观念依然很强，而且个体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许多农民选择进城谋生，就是因为城乡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作为城市的异乡人，农民工是城市生活的他者，他们的身份更多地被各种证件、方言口音、城市话语权决定，而不能融入城市。他们怀着良好的期待、乐观的心态希望在城市获得最起码的生存权力，但却面临着难以获得身份认同的尴尬，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

　　二.城市人——自我的迷失

　　面对日新月异、难以把握的现代社会，不仅农民工会遭遇无所适从的恐慌感，即使是城市人也有着不能确认自己身份的无力感。“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2]

　　《准点到达》中范小青将城市主人公罗建林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兄弟并置写出。农民工兄弟扛着巨大的包裹在火车站横冲直撞，遇见警察本能性地逃跑，稀里糊涂上错火车，再慌乱兴奋地寻找正确的道路，“他们的眼睛里有茫然，但更多的是希望，是艰辛而生动的人生”。对于冷漠的人群、飞速的火车、庞大的城市机器，这两位农民工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他们以外乡人的身份定位自己时，一切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但是，生活在大城市的罗建林面对高速运转的城市机器，同样有着惶惑和恐惧。当他熟门熟路有意识避开慌忙奔跑着的农民工时，他本身已构成城市排外铁网的冷漠一环；但面对时代他仍然需要精打细算步步小心，因为他明白“即使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也不会高枕无忧”；他惧怕任何可能的变数，因为这个时代变数总是来得太多太猛烈，能轻易将人打垮，“罗建林心里涌起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害怕，他把一切都计算得十分精确，他对时间铢铢较量，力争分毫不差，不就是因为害怕吗，怕赶不上车，怕上错了车，怕耽误了时间，怕被时代扔下，怕——”。

　　罗建林从农民工身上反思自身，也反思了时代，但作者却同他开了一个玩笑。在作品的最后，一切都与罗建林计算好的一点不差，但他竟然走错了家门。在巨变的时代面前，不可能分毫不差，那就满怀希望、随遇而安吧！

　　《我在哪里丢失了你》讲的是现代人交换名片的事情。名片可以作为个人身份的承载物，人们往往通过交换名片来介绍自己身份，以求互相认识，便于联系。但是，现今名片的交换承载了利益交换的功用，染上了愈来愈浓重的功利色彩，对自己有益的名片就留着，没有用的就扔掉。它没有弥合、反而是加深了人们之间的隔阂：“名片算什么，名片是最不能说明问题的。”名片和身份成了利益交换的工具。人们本想通过名片确证自身并了解他人，期望获得认同，但人们获得的只是身份的缺失与灵魂的空洞。

　　《生于黄昏或清晨》是另一篇很有意味的小说。刘言负责给单位一位去世的老同志写生平介绍，一项简单的工作却因老同志的不同名字——张箫声、张萧生、张萧森、张萧身、张萧升等，变得复杂起来。在各种不同的证件、档案上，甚至家属、同事的口中，老同志有着不一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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