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从一出场，就浮现着与众不同的超然脱俗，她有丰富的内心和丰沛的情感，她似乎更愿意在乡间的小路、池畔、半坡、树梢寻找安宁和诗意。一面是欲燃不止、接二连三的上访者，一面是面对镇政府综治办的维稳任务，灵活的带灯大多能游刃有余。她总是用善心去真诚地帮助他人，但渐渐地也疲于奔命，值得庆幸的是，即使面对无法摆脱诸如王后生、朱召财、王随风等上访者的纠缠与取闹，带灯在一番空闲内仍将灵魂不断地向上飞升，带灯给元天亮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山里人实在是太苦了，甚至那些纠缠不清的令你烦透了的上访者，而当你听着他们哭诉的事情是那些小利小益，为微不足道而铤而走险，再看看他们粗糙的双手和脚上的草鞋，你的骨髓里都是哀伤与无奈。

　　与其说这是带灯的虚叹，不如说是作者内心独白的感喟。试问，带灯这盏樱镇的小灯，由黑暗中发出的微弱小光，可以点亮自己，但能否改变身边江河日下的环境，改变这世态炎凉的人心？带灯最后在元、薛两家的械斗中因“处置不力”，而一度内心受挫，精神抑郁，成为黑夜里的“夜游者”，她再也不能救赎他人，毕竟一个弱女子并不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是一种洁身自好，是自救。小说结尾，莽山上出现了萤火虫阵：

　　这些萤火虫，一只一只并不那么光明，但成千的成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萤火虫在一起，场面十分壮观，甚至震撼。像是无数的铁匠铺里打铁淬出火花，但没火花刺眼，似雾似雪，似撒铂金片，模模糊糊，又灿灿烂烂，如在银河里。⑤

　　这是作家有意留给带灯，留给樱镇，也可以说是留给世人的希望。在小说的尾声，带灯也被染上了虱子，甚至有些抓狂，这个隐喻，作者运用得恰如其分，不仅是对自己努力的一种否定，更预示着带灯个人理想的终结。但此时的“带灯”，与以往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相比，她让乡镇的这些男人们得到了拯救。

　　二、形式的隐喻 贾平凹的《带灯》，另一让人眼前一亮的特色，是带灯给同乡元天亮二十六封信件。读者在字里行间品味文字的同时，这些优美、真挚的内心情感语言如花香般飘然而至，更是庙宇的一阵钟声让人久久回味。《带灯·后记》中，贾平凹这样说，带灯这一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人物原型的，“就在不久，我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她是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我的手机号，先是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短信……她竟然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⑥

　　带灯在现实中无处可逃之时，就把精神理想寄托在了远方的情感想象之中，遥远的故乡人元天亮，成了她在浊世中寻找解脱的精神避难所。恬静的心态，宁静的画面，带有知识分子的田园归属，附有基层乡镇干部的情怀，这背后也可以看作是现代重负之下的知识分子逃离现实生存的精神诉求。

　　《带灯》结尾处，带灯也染上了虱子，长期与虱子作斗争，最终却偃旗息鼓，更为严重的是带灯患上了夜游症，不仅分不清昼夜，就连现实与理想的界限也会模糊。她不断地写信，向元天亮诉说，更能说明现实生活的不如意，生存处境的不和谐。终于，精神世界的纯净与现世生活的芜杂造成了带灯的精神分裂，在现实的重压下，纵有寄托给远方元天亮的信，却再也无法抹平带灯创伤的裂痕。带灯绝望了，她注定要燃烧自己来祭奠理想，想要诗意地栖居只是自我的幻想，终将失败。

　　带灯与竹子，与其说是贾平凹笔下塑造的樱花般的乡镇干部，却更像是《红楼梦》中“水做的女儿”轻灵、脱俗。通过“带灯”，贾平凹将他的笔伸向基层乡镇生存者精神的最深处，让自己的写作向大地敞开，在纯粹的乡土生活本身上，通过最本真的生活百事，给我们塑造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乡镇社会毁灭性的遭遇。

　　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说，“作品要有现代意识，现代意识也是人类意识”，贾平凹就是这样一位具有自觉生命意识的作家，其生命意识建立在他对现代物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并对当下正在发生的存在给予深切的关注。在文学日益边缘化、商业化的今天，相对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部分先锋作家沉醉于故事情节、玩弄于文学语言之际，贾平凹日渐远离了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的追溯，走出了90年代个人化的写作思路，使得阅读小说不在仅仅追求以阅读快感为目标，从而更加深入到现实生活的本质中，独立思考，依然承担勇敢批判的能力。

　　贾平凹满怀对文学的虔诚，不断地进行着小说叙事的新变法，真实地呈现社会，真挚地投入情感，真诚地承担责任，活在当下，写在当下。小说结尾，“王静安说：‘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① 吴义勤：《“贴地”与“飞翔”》，《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②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页。

　　③④⑤⑥ 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第343页，第343页，第352页，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