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张爱玲曾说，百多回《红楼梦》对小说的影响大到无法估计，它所形成的阅读趣味标准就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作为小说家，她对小说意蕴的把握格外地精准老辣。其实就小说艺术来看，虽然《红楼梦》是高峰，而且高峰成了断崖，但它的来路却是分明的。就以“三言”“二拍”而论，传奇化的情节与写实的细节相得益彰的篇目不是没有，单项的优长特为发扬的却占多数。

　　关键词：情节 细节 巧合 团圆

　　胡适说：“‘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道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人的悲惨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从民族精神的批判入手的定义，当然有“酷评”的味道。绝望无助的卑贱小民对说谎的文学，却是作为善意来接受和欣赏的。

　　明清以来正是国人团圆癖登峰造极的时候。《三言》《二拍》就是典型的代表。夫妻团圆、皇帝旌表、状元及第、洞房花烛、一床锦被、衣锦荣归、报应如响、扬眉吐气、平冤昭雪、子孙繁衍、富贵不绝，诸如此类。套用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悲欢离合的情节和主人公各不相同，大团圆的结果却如出一辙。

　　公案戏、爱情故事追求的是大团圆，仙佛两道追求的极乐世界、得道正果拔宅飞升一类的也是大团圆。大团圆里有鬼趣、狐趣。《苏知县罗衫再合》《张廷秀逃生救父》《玉堂春落难逢夫》《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等则是典型的代表。

　　巧合型是明清小说戏曲最爱用的套路，“不恁么渔樵无话说”。没有情理之外、套路之中的无巧不巧，怎么让给黑暗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现实，添上一抹玫瑰粉？大团圆的结局是铁定了的，财力羸弱的作者想不到还有跳出前人老路去讨人欢心的方法。把女人比作鲜花尽管老套，他们也懒得再动动自己的脑子，献上略新鲜的赞美。他们的机巧全用来愈翻愈巧，把谎话编圆了。小说是否有真实感，人物能否立得住，全淹没在意取尖新的比试上了。这类小说的好处是话头虽繁杂但条分缕析，交代得清爽流畅，不沾泥带水。人物受故事驱使。作品不提供超出情节演变所需之外的，但对增强生活的真实感极为有用的细节，也不为不尽合理的巧合提供解释。所以除了奇特曲折的故事而外，它们很难让人在掩卷之后还能记住什么。至于情节，因为翻的花样太多，也不大让人容易记得住。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里的强盗顾阿秀本是个杀人越货的船夫，打劫金银细软、值钱古董是其本等，但故事为了绾合芙蓉屏这个要紧关目，让这个粗人把打劫来的时人字画保存一年多，又当作宝物施舍给寺庙，就有些不通。

　　像《苏知县罗衫再合》《张廷秀逃生救父》《玉堂春落难逢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这样一些情节小说，论题材类型，可以说融合了公安案、传奇之所长，又富于浓厚的市井气息。这种小说的特点在于，它较长于条理分明、纡徐委备地叙述复杂的情节及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明代小说的作者对于复杂错综之叙事材料的驾驭，更为熟练和技巧化。这类小说改编成戏剧也最热闹好看，《玉堂春》《乔老爷上轿》都是成功的例子。

　　《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现在的人也不陌生，京剧、梆子戏不少剧种还在搬演。在《三言》中这篇小说不能算是出色的但却是传播最广、民间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什么“苏三起解”、“三堂会审”一类的名目，不看戏的人想也会有所耳闻。阿英先生曾作长文《<玉堂春>故事的演变》考证了玉堂春故事两个版本的流传脉络，一个是“三言”所说的旧刻《王公子奋志记》，演变出的二十四卷本弹词；一个是现在所见到的《玉堂春落难逢夫》及据此改编的戏曲、大鼓书等。玉堂春故事据说是实有其事，山西洪洞县有她的卷宗，还有她做过的牢房云云。

　　情节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物塑造都不太出色。《玉堂春落难逢夫》的骨架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其中有公案、有发迹变泰和世情、伦理等因素。情节复杂且大起大落。人物出场较多、时间空间的跨度也较大，是一篇典型的情节小说。

　　前半篇玉堂春和王公子（景隆）在妓院中的生活，其情节模式同白行简的《李娃传》同出一辙。公子床头金尽，被鸨儿设计赚脱，沿街乞讨，妓女出资相助等情节似曾相识，但后来故事的发展则比唐人传奇要曲折得多。首先是玉堂春同公子设了一场骗局，偷回了自己的部分金银，这种老辣的骗局可能在妓院中不罕见，但要让一个文弱稚嫩的公子哥充任主角似乎勉为其难。然后是女主人公街头喊冤，靠舆论的帮助争得了赎身文书，但这一场景所表现的女主人公的泼辣、机智却只是灵光一现，其性格特征在以后的情节中并没有被强调或再次表现。

　　其后叙事分成两条线索，题材各有偏重。在王公子一面是悔过自新、折节读书，然后金榜题名、娶妻做官；玉堂春这条线索则串起了一桩很详细、完整的公案。这其中有她被赚卖身，沈洪之妻的奸情、谋害以及案件的反复等情节。王公子在这起公案中，则扮演了微服私访的清官角色。公子审玉堂春。刘推官让书吏藏在柜子里取招等情节都颇富传奇性。最后的结局是坏人受报，王公子一妻一妾团圆到老。

　　这篇小说的特点是情节复杂，场景多，人物对话多，同明传奇的结构颇类似。从小说本身看来，其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很富于民间性和喜剧性，很适合于改成唱本。像玉堂春对镜思夫；王公子回家要挨打，姐姐、姐夫每人要求替打若干；都唐小姐刘氏与玉堂春推让嫡位并以姐妹相称等情节描写和人物对话，很通俗和天真，是底层艺人所想见的世态人情相。情节的曲折，使叙事者很注重发挥每个场景的戏剧化的、煽情的因素。这一特点同明清直至近代的民间说唱故事的风格很接近，同“三言”中其他小说的叙事风格则有明显差异。似不是那班循规蹈矩或稍有上层生活经验的文人所为。

　　这种传奇性的、复杂的情节叙述，为叙事者贯穿或突出主人公的某一主导性格带来了困难。像王景隆这一人物，他所充当的角色前后反差较大，开始是个缺乏处世经验的纨绔，则落为乞儿后读书中举，成为一任好官。这一段的人物原型来自《李娃传》中的荥阳生。后半部的公案中，他就变成了精明干练的主审。虽然人物性格可能随其大起大落的阅历和经验的累积而发展成熟，而且这个人物有明代真实人物做原型，但叙事者如果不把人物的心理变化纳入其叙述视野予以表现的话，人物前后角色和性格的差异就显得脉络不清，牵强而不可信。由于叙事者忙于情节线索的构成和收拢，人物则成为戏剧性情节和事件的担当者与填充物。

　　当然，不能说叙事者没有试图抓住人物的某一主导性格而显得亲切、可信。如他在涉及王景隆的那条线索里，总不忘记写他对玉堂春的惦念；他能坚持苦读是因为想着玉堂春的叮嘱；因为玉堂春被卖，他还要丢弃即将到手的功名；得了功名，娶了名门之女他还是念念不忘玉堂春，甚至以不能娶她为正室而伤心；事隔多年还一意要去山西寻访……叙事者在人物命运变化的过程中，对人物所做的惟一的内心观察就是表述他如何不改初衷地想念玉堂春。叙事者对人物心理的表述，只是为了使后半段处于发迹变泰故事中的主人公，同整个话本中的大的故事主干加强联系，类似于“看官牢记话头”这样的提示功能，而并非对其情感、内心的细致深入的观察。

　　退一步讲，这种观察即使不细致、缺乏可信性，但它的确表明了人物情感的专注，这也是王景隆作为这部爱情小说的男主人公所必备的。但问题是男主人公的痴情，能否作为他的性格特征和个性特点，来表现这一人物命运的内在逻辑性，还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