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上花列传》诞生于清末上海十里洋场，几度被埋没，却依旧掩埋不了众多知音的赏识与青睐。与同时期的狭邪小说及白话小说相比，其“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使它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本文分别从《海上花列传》的语言描写、人物刻画、叙事技巧等方面出发，试图细致呈现其“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语言描写人物刻画叙事技巧

　　中国狎优嫖伎现象的盛行及大批仕途坎坷、功名难就的失意文人的存在一定程度促生了狭邪小说的产生与繁荣。而清末民初商业化的浪潮及现代文明的冲击又给了狭邪小说新的滋长空间，《海上花列传》即诞生于此。它虽几度被埋没，但依旧掩埋不了众多知音的赏识与青睐，也掩盖不住它独特的文学魅力。

　　纵观中国文学史上的狭邪小说，“往往数回辄中止，殆得赂矣；而无所营求，仅欲摘发伎家罪恶之书亦兴起，惟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1]267从小说创作上看，所谓“平淡而近自然”，主要指其笔法的娴熟与凝练，收缩自如，有如行云流水。而这娴熟凝练的笔触给了读者很强烈的现实生活感。这种对原生态生活场景的描摹，带来极大的审美愉悦。笔者分别从《海上花列传》[2]的语言描写、人物刻画、叙事技巧等方面出发，试图细致呈现其“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

　　一、苏白方言，如闻其声——语言描写的平淡与自然

　　胡适先生称《海上花列传》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而用方言写作的小说在文学史上本身屈指可数，一来方言中的许多字音在书面语中并无对应，二来一旦使用方言写作，读者的空间范围便可想而知了。孙家振先生在《退醒庐笔记》中有一段记载他与韩邦庆的交谈：

　　余谓：“此书用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有音无字者多，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用京语，我书何不可用吴语？”并指稿中朆、覅诸字曰：“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何妨自我作古。”余知其不可谏，遂不复语。[3]815

　　由此可见作者韩邦庆作此书有意与曹雪芹《红楼梦》相媲美，他有着极强的创新意识，是对传统白话小说的一次突破。连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也道：“方言的文学之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额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海上花列传》的人物对话完全运用吴语方言，此举无疑加强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使得小说情节更加逼真。

　　《海上花列传》几度被掩埋，其语言的障碍限制了它的广泛传播。而近现代以来，许多知音不惜笔墨，或研究，或翻译，张爱玲便如此。她将《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语版及国语版，耗费精力，可谓功不可没。而翻译成国语版《海上花列传》固然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但却难免出现“失真”之弊。如第六回有一场景记叙王莲生与张蕙贞相好后众人的祝贺：

　　洪善卿举杯向蕙贞道：“先生，恭喜耐。”蕙贞羞的抿嘴笑道：“倽嘎！”善卿也逼紧喉咙学他说一声“倽嘎”。说的大家都笑了。

　　再看张爱玲翻译的段落：

　　洪善卿举杯向蕙贞道：“先生，恭喜你。”蕙贞羞的抿嘴笑道：“什么呀！”善卿也逼紧喉咙学她说一声“什么呀！”说的大家都笑了。[4]81

　　由此可知，张爱玲的翻译主要是将原文中的吴语对话改成国语，而此段中原文的“倽嘎”形象地将当时场景生动地反映出来，符合小说背景的地域文化；另一方面，使用“倽嘎”一词，一反洪善卿常日的严肃形象，显得滑稽幽默，也使得人物更加多面化、丰富化，变得有血有肉。而改用国语“什么呀”反显别扭。

　　可见，吴语方言的运用使得人物更显逼真，既有强烈的场景感，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充满了细腻的江南气息。清末水乡风情扑面而来，给读者以审美愉悦。

　　二、白描之中，见其个性——人物刻画的平淡与自然

　　此书名为《海上花列传》，即是书写晚清上海众妓女的“列传”。既是传记，主角自然是人。韩邦庆曾感叹：“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这三条之中，前两条说的都是人物性格的塑造。除上文提到的通过语言的自然来形象体现人物性格外，小说中的白描手法亦是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