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政治决策的一种次级形式，课程决策过程充满政治色彩。多年来，尽管大学课程不断变革，但人们对它的诟病却从未停止。课程决策过程的“镜像化”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时，决策者重点关注的不是新的课程方案所能带来的人才培养的实际效应，而主要是为了获得“改革”意识形态驱动下的象征表达，决策的目标和细节都是在幕后被策划和商定的，它们会为少数人带来真正的利益，而观众看到的往往是一种表面上参与者众多的幻化的“民主”。

 

　　关键词：课程决策；决策“陷阱”；镜像政治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01-06

 

　　大学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核心要务在于构建适宜的课程体系。然而，近三十年来我国大学频繁进行的课程变革，似乎并未能有效减少来自各方的对大学课程的诟病。从总体上来看，人们或是从课程与外部社会关系的角度，或是从课程内部因素的角度，对当前大学的课程设置大张挞伐，[1]而较少有人从课程决策环节寻找原因，从而忽略了一个探讨大学课程积弊成因的重要角度。

 

　　大学课程决策是大学课程运作链条的起始环节，是大学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选择一个合理的课程体系构造方案的分析、判断、抉择活动。[2]X大学的一次课程决策为笔者的分析提供了典型样本。2010年7月，该校完成了大规模的课程决策——培养方案制订的核心工作，2011年4月，仅仅距离本次课程决策“完美”收官后的几个月，学校的一份内部材料就针对该方案中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要求、课程设置、实践环节等列出了诸多不足。很显然，本次规模巨大的课程决策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用决策者当初的决策目标加以衡量，已经决策定型的课程体系仍然存在许多原来就被反复提及的弊端。这种现象正是当前许多大学课程变革命运的一个缩影。何以故？笔者以为，课程决策所沾染的“镜像化”色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政策制订的镜像政治分析视角概述

 

　　因为大学的课程决策可以看成是一种课程政策的制订过程，所以可以借用包含政治色彩的政策视角加以观照。“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决策的增殖，教育决策已经成为政治决策的一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课程决策过程是一种政治过程”。[3]政治关系到人类的种种决策，它是“在特定人群中、特定领土内，与能够得到权威和强制工具支持的公共决策控制相关的种种活动。政治关系到这些权威和强制工具的使用——何人为了何种目标而使用他们（它们）”。[4]传统政治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认为理性是人们分析问题、做出决策的基础，把政策制订理解为一个线性和直接的“理性过程”。[5]如此，也就设定了政策问题的相应解决程序：“作为理性人的公众首先界定自己的目的、价值或目标，然后在头脑中加以组织和排列，进而列出所有可能实现目标的可能手段，审查各种手段的成本和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最后选择最佳政策方案”。[6]可是这种描述与人们的历史和经验常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因而受到普遍质疑。

 

　　（一）政策场域的镜像建构

 

　　“镜像”隐喻的是“有组织的公共表演”，所谓镜像政策，是指某种政策的存在意义主要是为了象征表达，而不是为了实际的收益。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批判了人类政治行为解释的“唯理性论”倾向，该书的第一章即为“政治中的冲动和本能”，喻示了作者对人的非理性要素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的强烈关注。[7]其后，拉斯维尔（HaroldDwightLasswell）发现了政治语言和政治宣传在政策和政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20世纪后期，美国政治学家埃德曼（MurrayEdelman）将政治区分为“斗争政治”和“秩序政治”两种类型，前者重在追求实体利益，后者以利益分配正常化为目标、以象征为媒介，从而确立了镜像政治的分析视角。而从戏剧表演的角度来阐释，政治不过是通过策略性地操控权力去服务少数人特殊利益的手段，在政治决策的舞台上，存在着并行不悖的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一个很小的群体积极地争夺现象背后真正的利益，并且负责建构和使用镜像；另一场景是较大的群体并不真正参与秘密的物质交换，仅仅作为受众对强势群体所建构的镜像做出消极、被动的反应。拉斯维尔曾深刻地揭示出这一秘密：“人们发现，在任何给定的时期，所有大型社会中的决策权都典型地掌握在若干少数人的手里。”[8]由此推论，所有的政策场域都是一个剧场，导演、舞台、角色、情节和幕布一应俱全，幕布将舞台区隔为台前和幕后，核心决策者在台前建构和维持良好形象，而在幕后进行真正的“价值分配”。所以，比起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如何，政策制订者其实更加关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行动作为表象。

 

　　（二）象征性政策与工具性政策

 

　　政策制订的目的在于利益的分配，所以，根据利益类型的不同可以把政策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性政策”（materialpolicies），一种是“符号性政策”（symbolicpolicies）。[9]而首次把政策进行类似分类的是埃德曼，他在《镜像政治的建构》一书中，把政策作了“象征性政策”和“工具性政策”的区分。[10]所谓象征性政策，指的是看起来似乎很美好很理想的政策愿望，它所涉及的多是一些人们所珍视的价值观，从而使公众产生一种幻象，相信决策者总是具有良好初衷。当一项政策的手段与目标具有非关联性或关联性不强时，它就几乎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物质性影响，以致具有较强的象征性色彩。而工具性政策与此相反，它拥有强有力的政策实施资源与工具，可以保证政策目标和意图按预期的理想实现。工具性政策又称作实体性政策——它通常将有形的资源和实质性的权力给予受益人，不过，在这种政策中获益的往往只是少数强势群体，而真正的不利条件却被加给普通民众。

 

　　于是，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只是一种表面上参与者众多的幻化的“民主”，而由少数人在幕后策划和商定真实的政策目标和细节，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能获取真正的利益，这就是镜像政治的核心。因此，判断一个政治过程中象征成分的多少，关键在于了解这一过程究竟是大部分人的游戏，抑或仅仅是少数人的盛宴。

 

　　（三）象征性语言

 

　　要营造一个幻化的大众广泛参与的民主世界，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为此，埃德曼对镜像政治场域使用的语言进行了研究，发现这种语言所概述的往往是脱离了具体语境和真实意思所指的模糊性的隐喻，并因而将其命名为“象征性语言”（symboliclanguage），因为“一旦词语含有政治目的，词典中的解释就不是准确的了”。[11]象征性语言的运用可以给无效能的镜像政策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也使得公众浑然不觉自己仅仅参与了政治的形式而非实质，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上，却常常遗忘了政策的实际影响和后果。

 

　　二、X大学的课程决策过程扫描

 

　　大学课程决策的程序是一个牵扯众多人和事的复杂过程，其中充斥着大量的细节。本文把X大学课程决策的整个过程大致分为决策启动、决策实施和决策结果的合法化三个主要环节，并加以详细讨论。

 

　　（一）课程决策的启动

 

　　中国高校和行政部门的高度同构使其保持着浓厚的科层制色彩，内部组织严格分等论级，工作主要靠红头文件推动，每年发布的“工作要点”是学校最高层次的工作计划，有专门领导、部门的督促、落实，有计划、有措施、有保障、有检查，工作事项进入“工作要点”是其正式启动的标志。2010年是X大学的“教学改革年”，学校把制订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作为改革的重点，纳入学校工作要点，是年2月，以X委办[2010]10号文的方式予以公布：“面向社会和地方需求，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全面修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10年上半年要完成新方案制定任务，下半年全面付诸实施。”

 

　　（二）课程决策的实施

 

　　第一，职能部门的指导与框限。

 

　　现代大学组织规模及复杂性的增大，需要更加细化的结构化单元和分工，校级最高决策机构对诸如办学定位、培养目标等影响课程决策的大方向作出决定后，为了使这些象征性、模糊性的内容清晰化，职能部门教务处被授予了进一步解释和应用的权力，并集中体现在其下发的“指导意见”中，其主要内容为：培养方案制订的指导思想；培养方案制订的基本原则；培养方案的总体框架和要求。

 

　　在指导意见中，还一并规定了各二级学院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制订程序及日程安排。指导意见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是给出了课程方案的统一的“专业课程体系框架表”，明确要求各专业培养方案在制定时遵照执行，实际上是对课程决策的指导和框限。

 

　　第二，二级学院的具体操作。

 

　　按照职能部门的统一要求，各二级学院按专业或者专业大类成立人才培养方案制订领导小组，由院长担任组长，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担任副组长，同时吸纳专业骨干教师、行业专家参与制订工作。由于课程决策的复杂性，无论是顶层还是中层决策者都无法拥有足够的时间、兴趣和知识完成具体事务，所以决策的具体任务还会继续分解。因为决策是一种政治过程，而政治就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12]因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诉求不同，这就给决策结果进一步偏离它的初衷提供了空间。二级学院课程决策的主要程序包括：一是开展用人单位的调研、毕业生调查，了解掌握国内外相同或相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情况；二是制订意见，在广泛调研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初步方案；三是认真组织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初稿进行论证；四是按照规定日期将培养方案初稿及论证报告呈送教务处。

 

　　（三）课程决策结果的合法化

 

　　当今时代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合法化危机”，也促使政策制订者愈加重视对政策结果进行合法化操作。“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而是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13]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借助一定的方式，X大学培养方案的合法化就是通过校外送审和校内审核答辩两个步骤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