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语·雍也》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爱情诗的发展从先秦时期《诗经》中的《关雎》《静女》《鸡鸣》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代表《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行行重行行》，又经历建安时期如曹丕的《燕歌行》，盛唐时期如王昌龄的《闺怨》，再到晚唐时期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大致完成了从质到文，从民间群体到文人独自创作，从朴实到典雅，从直白真实到朦胧隐喻的嬗变。

　　关键词：爱情诗 发展 朴实 典雅

　　爱情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诗经》里的有关爱情的诗，如《关雎》《静女》《鸡鸣》等等，它们是爱情诗发展质胜文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爱情诗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单纯、质朴、直白，没有太多华丽辞藻，像是童年时代无邪的诉说。正是质胜过了文便有了“野”的一面，这种“野”突出体现在这时期爱情诗中对爱的表达是不加修饰的，直白的，大胆的，真实的。如《关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赤裸裸地表示出幽娴美善的女子是好的配偶。“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样心爱的好女子又追求不到，无论是醒着或睡着都充满对女子的思念，想念啊，想念啊，翻来覆去不能入眠。把男子求之不得而又爱的毫无节制真切地表现了出来。为了求得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用琴瑟、钟鼓获取淑女的注意，进而吸引淑女。而且，《关雎》的描写是贴近人类原本经验和初民普世的爱情本质，诗中所体现的“野”正是人类爱情本性的表现。《关雎》是一篇男子追求女子的爱情诗，而《静女》是男子和女子约会的爱情诗，它以一个男青年的口吻，倾诉他赴恋人约会的情况，诗中叙述了他见到女子前后的不同情景，诗歌语言平白质朴，情节简单，约会，赠物，约会后越发喜爱女子所赠之物，睹物思人，情感真挚而朴白。《鸡鸣》则是描述一对平凡夫妻日常生活的诗，诗以夫妻对话的形式展开。描写了一个可爱而上进的贤妻为了生活甘愿放弃美满的夫妻生活而催促丈夫起床干活的小片段，诗中妻子款款，丈夫赖床可爱。既描绘了夫妻情深，又侧面反映了古人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生活场景。但这时期的爱情诗写得过于朴实和生活化，虽然爱意真切但缺乏深情婉媚。并且这个时期的爱情诗在结构和形式上的一大特点是重章叠唱，重叠的形式加强了语意效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民间歌谣化倾向就显得比较明显。相同的句式重复使用，说明诗歌的表达形式比较匮乏单一，爱情诗质胜文，过于赤裸和直白，缺乏典雅之美。

　　《古诗十九首》中的爱情诗如《迢迢牵牛星》《行行重行行》，在《迢迢牵牛星》中，从诗歌的修辞技法角度来看，诗中大量叠音词的运用增加了整个诗词的艺术魅力。在短短的十句诗歌中，就有六句用到了叠韵词，如“盈盈”“皎皎”“纤纤”“札札”“脉脉”等叠韵词，其中“盈盈”用到两次，一次形容星空的距离远，一个是形容水的形态，但无论哪一个，都表达出诗人对待爱情的确切不易。另一方面，通过大量叠韵词的运用，在诗歌音韵方面增加了诗歌的音乐美，整首诗歌的句子与句子之间，相互押韵，使诗歌情趣盎然，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是一首抒发女子对远行丈夫深切思念的诗。诗中的女子与丈夫一别便是“相去万余里，各自天一涯”，随着丈夫远去的时间越来越久，她的思念也就越来越沉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句诗的意思其实是物都有眷恋乡土的本性，更何况是人呢。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只能在等待中慢慢地消逝美好的年华，其中“衣带日已缓”和“思君令人老”两句写的是久别的相思之情，但诗人并没有直接地叙述相思的苦痛，而是通过“缓”和“老”两个字，让读者从思妇身体和容颜的变化中体味久别深思的彻骨之痛，措辞明白浅显，但内涵却异常丰富而深厚。《古诗十九首》中的爱情诗与《诗经》中的爱情诗已经有所不同，它开始从质向文转变，虽然诗中描写也有生活化的韵味，但已经开始有深情的诗句，文人自我抒情的端倪开始出现，其爱情诗有质朴之处，文饰之处。在形式上摆脱了简单的重章叠唱，爱情诗由民间歌谣化向个人抒情化转变。

　　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和盛唐时期王昌龄的《闺怨》。前者描写了一位闺中的少妇在空阔寂寥的深秋月夜因怀念远游在外的丈夫而不能入眠，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感伤和忧思。这首诗以萧瑟的秋作为背景，以少妇抚琴、望月为图。将闺中少妇的思念，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通过她月下“援琴鸣弦”“短歌微吟”去体会思念的悲凉。这样一幅望月怀人图，在寂寞的月夜中，涌动着别样的思与念、爱与恋。作者以“茕茕守空房”来揭示少妇的孤独寂寞，以“思君不敢忘”去吐露她对丈夫的日思夜念，以“泪下沾衣裳”来抒发难耐的凄苦，以“短歌微吟不能长”来反映她难以抒发的忧伤。后者诗人以他忧郁、感伤而又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宫怨诗在唐代情诗中独树一帜，诗歌以“闺怨”为题，从题目上来看，这首诗写得应该是闺阁少妇的愁怨之情，通过对诗歌的进一步分析阅读，我们发现，诗歌主人翁“怨”的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以及对丈夫在外为仕途奔波的感慨之情。但看诗歌的前两句，看似写一个闺阁中的年轻少妇，在春光明媚的早晨梳洗打扮之后登上高楼欣赏美景的恬淡悠闲的生活，但是诗歌的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写这位闺阁少妇在楼上欣赏美景的时候，突然发现陌头的绿树又发芽了，这才想起了在外为仕途而奔波的丈夫，心中惆怅，悔恨之情油然而生。这首诗看似一种触景生情的言情诗，但是细细品读我们会发现，诗歌的前两句，并不是在写闺中少妇不知愁的悠闲生活，她梳洗打扮之后，独自更上高楼，或许是在朝着丈夫所在的方向期盼翘望。诗人这样的特殊处理，使整首诗的前后两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更显闺阁少妇的愁怨之情。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女主人公内心的思念情感。诗歌的最后一句“悔教夫婿觅封侯”，一个“悔”把女主人内心对自己的怨恨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登上高楼，看到时间又一年年过去，可是想到自己当初教唆丈夫外出寻觅仕途现在还不能回，内心的“愁”与“悔”就不免油然而生。

　　不管是曹丕的《燕歌行》，还是王昌龄的《闺怨》，它们在遣词造句上和诗歌情感的表达上，都达到了文和质的完美统一。在他们的爱情诗中，文与质的关系是统一并重的，文质彬彬，既有典雅的地方，也有质朴的地方，既有文的优美典雅，又通过这种优美典雅的对“文”的处理，达到文和质的统一。另一方面，她们对爱情的书写既有文采又富有生活化，总体感觉很有节制，对感情的抒发既不匮乏也不泛滥。这是比较合理和适宜的爱情诗。

　　爱情诗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晚唐时期李商隐的爱情诗，如《无题》（相见时难）。在李商隐的《无题》中，诗人在诗歌的开始就流露出一种离别的感伤之情，“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对于久别重逢的恋人来说，本应该是高兴喜悦的事情，但是在这首诗里，诗人却发出了“相见时难”的感慨，简单的四个字，一方面表达出恋人相见的不易，另一方面也流露出相见这一等待过程的艰辛与苦涩。而“别亦难”表达了相见分别时的难舍难分，把相见时等待的艰难与离别时的不舍结合在一起，在表现恋人期待相遇而又分离的痛苦感情之外，也暗含一种相见时间短暂的无奈之情。曹丕在《燕歌行》中用“别日何易会日难”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而李商隐在这里因“相见时难”而“别亦难”来表现难以割舍、痛苦的难以禁受之情。诗人用“春蚕”“蜡炬”作为意象，更能表现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为多少身处爱情黑夜中的男女带来了光明与希望。“灰”和“干”两字用的恰到好处，把诗人那种痛苦淋漓推向了极端，引起了强烈的振颤，激起人们对这种纯净而又深挚的爱情的憧憬。颈联中引用“月”这一集美与朦胧于一体的特殊意象，自然给诗歌也增添了一种朦胧模糊的美感。尾联一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则给我们“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表现了自己对爱情的追求以及爱情被压抑、不得实现的痛苦。李商隐的爱情诗含蓄委婉，语言缠绵悱恻，情感扑朔迷离，说明他的爱情诗文胜质，过于典雅和隐晦，而且字字入心，句句关情，抒情过于泛滥。

　　总而言之，古代爱情诗发展经历了从《诗经》到《无题》（相见时难），大致完成了从质到文，从民间群体到文人独自创作，从朴实到典雅，从直白真实到朦胧隐喻的嬗变。《诗经》中的爱情诗过于质，显得太赤裸，《古诗十九首》中的爱情诗有质朴之处，文饰之处，但是发展还不成熟，而在医学论文形式上则摆脱了简单的重章叠唱，由民间歌谣化向个人抒情化转变。李商隐的爱情诗《无题》（相见时难）过于文反而显得太闷骚。因此，我们通常认为，曹丕的《燕歌行》和王昌龄的《闺怨》这种爱情诗是文与质并重，文质彬彬，既有典雅的地方，也有质朴的地方，这种文和质恰当结合的爱情诗是最好的爱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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