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二人的相识相知相许，到后来的争吵和好，极大地借助了“偶然”这个人力不可改变的条件，吉玲与庄建非的爱情成分就显得淡薄了许多，也仅仅存在于初识于樱花树下的那一点点浪漫，和冲破阻碍结婚后的一点惺惺相惜。

　　吉玲的父母、姐姐支持吉玲的婚姻，因为庄建非看来是那么有前途，他的家庭是如此的优越，吉玲和庄建非的婚姻无疑会让他们在花楼街的生活增光不少；庄建非的父母、妹妹反对庄建非的婚姻，因为吉玲的家庭背景与他们悬殊，他们需要找的是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而不是庄建非的心中所爱。

　　吉玲“像许多天生敏感的姑娘一样，有一种尽管还不知道那就是机遇但却能够把握住它的本能”，“单凭那双手就肯定了自己这辈子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即是此人”。[4]然后吉玲死死沉住气，直到他们情谊日渐深厚的一年以后才忧伤地告诉庄建非她出身花楼街，他们不要再来往了，他们不相配。吉玲牢牢把握了庄建非的心理，庄建非对吉玲心生疼惜，不顾一切要和吉玲在一起。

　　吉玲的小心机、对爱情的算计让人不禁想起张爱玲笔下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婚姻，他们彼此钩心斗角，流苏为了生存，柳原为了情欲，也是偶然因为一座城池的陷落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但小说的最后留下淡淡的苍凉情调。没有人说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婚姻是因为爱情，他们各自打着心中的算盘，计算着得失，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的婚姻是因为爱情。

　　不同于诗人口中爱情的盲目性，吉玲如此步步为营，苦心经营。庄建非也不甘落后，他是十分理性地对待与吉玲的爱情与婚姻的，他知道“结婚并不只是意味着有了睡觉的对象”，“结婚是成家。是从各方面找一个终身伴侣。是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细胞”。[4]在池莉的另一部作品《绿水长流》中，一段“我”与“姨母”的对话更好地诠释了这种理性。姨母说：“到谈婚论嫁这一步，就必须冷静地看看对方的人品、才貌、性格及家庭背景。家庭必须是有文化的，性格要温和，要会体贴人，要有良心。人材也应该要有十分。在以上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再看你们两人是否相处得合宜。合宜就是最好的了。”我红着脸说：“那么爱情呢？”姨母说：“傻孩子，我们不谈爱情。”[1]

　　不难想象，若不是庄建非第一次去吉玲家正好赶上了一家人百年不遇的样貌整洁的时候，若不是吉玲一直表现的是温柔体贴、文明优雅的样子，或许他们两人所谓的爱情就不成立了。

　　可见，《不谈爱情》确是“不谈爱情”，或是“少谈爱情”，池莉所谈到更多的是对爱情的怀疑，对社会人情的真切表达，对世俗人性的切肤描绘。

　　法国作家莫罗阿曾说：“爱始于爱。”但在池莉的《不谈爱情》中，爱情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偶然、理性和现实所迫。

　　三、 附丽于生活的现实爱情观

　　在小说最后，庄建亚在日记中写道：“哥哥没有爱情，他真可怜。”[4]池莉借庄建亚之口大呼“没有爱情”，但她并不是否认爱情，反而在《不谈爱情》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爱情遍布于生活之中，庄建亚也在日记中因为没有中意的对象而写“我也可怜”。[4]其实池莉虽然“不谈爱情”，但是仍对爱情有所向往，她心中的爱情是世俗里的现实版的爱情。

　　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对爱情的一味颂扬和拔高，池莉反将爱情融入世态人情、凡人琐事中去，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池莉是“零度写作”，客观真实。其实将爱情反推入尘世并不是从池莉初始，鲁迅先生早在《伤逝》中就告诉我们“人必生存着，爱才有所附丽”。[5]124张爱玲也善于写俗世中的男女不纯粹的爱情。王安忆的《长恨歌》更是一曲物质社会中女人的高歌。

　　在池莉看来，爱情首先就附于现实生活。庄建非与吉玲的结合还是不能否认两人心中爱情的悸动，樱花树下的浪漫邂逅，弗洛伊德所营造的氛围都是爱情的样子。庄建非与吉玲彼此选择、挑剔、算计，其实说到底是为了在以后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仍然恩恩爱爱，生活过得精致而甜蜜。毕竟两个人在一起长长久久，除了悸动，更需要宜室宜家。爱情的激情很快就会熄灭，太过灼热反而会伤害彼此，不如多留一些分寸，两人进退有度，自然更坦然一些。

　　吉玲因为一件小事跟庄建非闹到不可开交，其实仔细想想也是在爱情中的小女人心思使然。吉玲与庄建非结婚，每日上班做饭，是一个合格的妻子，也不太在意庄建非着迷体育赛事的事情。这次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她想告诉自己的丈夫怀孕的喜讯，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她急于和自己的丈夫分享，却没想到丈夫并未察觉。吉玲觉得自己一味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庄建非的重视和在乎，于是大闹了一场，而庄建非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推搡了她，这更推动了事态的严重化。或许在池莉眼中，两人的爱情其实是很简单的，除去柴米油盐，有时或许只需要一点关心、一点爱护、一个眼神或者一个拥抱。因为“只要你要，只要我有”的爱情实在太少，在生活中更多的是“虽然你要，无奈我没有”，所以就算物质生活不是那么优越的时候，只要“她在闹，你在笑”，这也是美好的爱情了。

　　在越来越商品化的社会浪潮中，爱情不可避免地被贴上标签，甚至打上价码，人们举着各式各样条件的牌子流水式相亲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不谈爱情，只过日子”的婚恋观却是与传统文化的宗法制度的内在精神相一致的，宗法是男人把血缘纽带和政治关系结合起来的纽带，正像庄建非一家为了争夺出国名额，无论如何都要将吉玲请回家一样。其实爱情附丽于细水长流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可耻，这只是在世俗中生存的男女在生活的打磨下渐渐从热切憧憬到保持适度理想的转变，是告别了盲目冲动而变成理性恋爱的一份世俗的触手可得的美好，这反倒更具有现实意义，是平常人对世俗人生的尊重和珍惜，或许这正是池莉对爱情的另一种切实的解读。

　　在池莉的笔下，爱情不再披着虚幻的玫瑰面纱高高在上，而被拉入平常人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池莉不谈的是空想中的浪漫主义爱情观，她所持有的是附丽于生活的现实爱情观。

　　参考文献

　　[1] 池莉.绿水长流[A]//池莉文集[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 池莉.我[J].花城，1997（5）.

　　[3] 王安忆.荒山之恋[A]//跨世纪文丛2[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5.

　　[4] 池莉.不谈爱情[A]//池莉文集[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5] 鲁迅.伤逝[A]//鲁迅全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李骞，曾军.浩瀚时空和卑微生命的对照书写——池莉访谈录[J].长江文艺，1998（2）.

　　[7] 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