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现代社会资本培育：社会资本对自身情境性限制的工具性超越

 

　　村庄重构中的羊群行为一方面表明农民在村庄重构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本的消解与现代社会资本的不完全成长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情境对村民个体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在保持传统社会资本精华之基础上，加速农村社会资本转型，建构以现代社会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社会资本是解决目前农村诸多问题特别是村庄重构中农民利益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当然也是社会资本对自身情境性限制的工具性超越。

 

　　社会资本和村庄重构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当以村民利益为研究主体，以村庄重构为背景，社会资本就成为村庄重构过程中对村民利益起促进或限制作用的手段；当以培育社会资本以促进村庄重构正当而顺利进行并能确保村民利益时，社会资本就成了人们当前行动的目标。如果将社会资本作为研究主体，将村庄重构与村民选择作为社会资本起作用的情境与主体，那么社会资本始终是研究解决村庄重构问题的一种工具。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一经创造，就会有益于相关社会结构内的所有个体，通过利用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行动者不仅可以实现他们个人的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集体行动目标。”[5]其实，工具性意蕴本就是社会资本的原初内涵，而且也是社会资本的最终向度。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具有潜在的经济和社会绩效，可以促进收入水平均等与经济增长，可以提高社会民主水平等，“因为包括信任、规范和声誉在内的社会资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6]在村庄重构中，既有的社会资本表现出对村民个体选择行为的情境性限制，但社会资本同时也可成为一种工具性运用，我们可以通过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完善，来解决村庄重构过程中存在的群体性社会资本缺失问题。村庄重构中的现代社会资本培育，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进行。在微观层面，个体的社会资本总量并不少，只是相对于村庄重构来讲，个体社会互动网络的松散性导致了村民间的浅度信任，进而影响到中观层面的群体信任的量的减少甚至缺失，致使关系到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不能发生，导致村民个体利益、村庄集体利益受损。因此，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村民间的联系并不断提升村民的公共意识和集体合作意识，建构一种普遍的民主的平等的村民关系网络，在网络互动中促进村民间的信任、合作和互利。在中观层面，可以成立各种以村民或村民代表为主体的群众性组织，使其负责对村庄重构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利害性相关调查、信息公开及提出相应建议等，使村民在占有充分信息基础上做出相应的选择，并以信任基础上的众多个体选择形成群体选择，最终提升村民群体与村庄集体的凝聚力，维护村民普遍的正当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以村民自治制度为依托，以国家及地方政府为主体，进一步推进农村的民主制度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国家层面的政策宣传与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加强村庄重构中的目标动向监督和利益监督等，总之，通过各种形式来提升国家或政府在农村中的信任度，增强以国家或政府为核心的宏观社会资本在农村的积极存量。

 

　　参考文献：

 

　　[1]尚文超.中国特色的“村庄合并”再引激辩[EB/OL].法制日报，http：//www.legaldaily.com.cn/government/content/2011-01/21/content_2454114.htm？node=21502.

 

　　[2]汪红梅.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变迁的经济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9.

 

　　[3]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4.

 

　　[5]刘金菊，孙健敏.社会资本的测量[J].学习与实践，2011，（9）：110-118.

 

　　[6]邹宜斌.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评论，2005，（6）：1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