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本的逐渐消解与现代社会资本的不完全成长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断裂性情境。由于受到社会资本的情境性限制，村民在村庄重构过程中的个体选择行为表现为一种经济理性与从众心理相结合的非理性选择，导致作为主体的农民在村庄重构中集体失语。培育农村现代社会资本成为解决当前村庄重构中农民利益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资本对自身情境性限制的工具性超越。

 

　　关键词：村庄重构；个体选择：社会资本；情境性限制；工具性超越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021-04

 

　　一、村庄重构：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村庄重构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与之相关的称谓有许多，比如“村庄合并”、“合村并居”、“旧村改造”、“集中居住”等，虽名称多样，但实质相同，都是对原有村庄的一种改变与建构，都可以纳入村庄重构的范畴。近年来，以“村庄重构”为模式的农村村庄改革在东部沿海地区试水之后，相继在全国特别是中国的中西部大规模展开。但对于中国当前的村庄重构，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备受争议的话题。综合起来，可分为支持性、反对性与折衷性三种观点[1]：支持者从政策初衷与设计角度赋予了村庄重构高度的价值评判和现实期望，认为村庄重构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方向；反对者从地方政府的政策目的及实施效果层面对村庄重构予以批判，认为村庄重构弊大于利，是一种土地财政冲动下的灭村运动，剥夺了农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破坏了中国几千年的乡土文化沉淀，给农村社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折衷者认为村庄重构有利有弊，简单的说好或说坏都是片面的。虽然对于“村庄重构”褒贬不一，但无论是支持者、反对者还是折衷者，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村庄重构中的农民意愿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村庄重构在实践中的强迫性过重，实行长官意志、一刀切，违背了农民意愿。村庄是农民长期生活的地方，当前农村实行的又是村民自治制度，从政治运行程序上讲，农民应是村庄重构的最重要主体，是否重构以及如何重构，应由农民来做决定。但现实中，多数地方的村庄重构是在当地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至于村庄重构中涉及农民实际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规划、赔偿及土地置换标准等，农民作为主体却集体失语，没有了话语权。要规范村庄重构，就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那么在村庄重构过程中，农民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农民对于村庄重构与否是如何进行选择的，又是什么导致了农民的集体失语，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不能不去探究村庄重构中的农民个体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二、非理性：村庄重构中个体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

 

　　人的行为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在各种宏观的和微观的行为环境中，个人是如何行动的，其行动过程又受哪些因素影响，行动过程本身是否持续着同样的判断标准等，这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也由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诸多分析个体行为的理论。在众多理论中，理性选择理论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成为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经常性理论解释框架。那么，村庄重构中，村民个体的选择行为是否也遵循了理性的轨迹？研究发现，在村庄重构过程中，个体选择行为受理性因素影响较小，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非理性选择。

 

　　村庄重构涉及到村民个体将来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从理性角度分析，村民个体要预测到自己的生活前景，即成本与收益，包括重构前与重构后的日常收支比较、生活便宜程度、重构中的成本大小及重构后的收益多少等，最终做到收益最大或成本最小。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在村庄重构的类型中，城中村改造、城郊性集中居住等对于村民来讲，一般是收益大于成本，他们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及与城市、乡镇相连的比较性优势去发展经济农业，在居住环境、作业方式及产业发展方面获得大的收益，从而达到理性中的收益最大化。但是对于一些远离城镇的或偏远的乡村，村庄重构对于他们来讲，又有什么好处呢？笔者曾对中国中部的一个村庄S村的合村并居项目进行实践调研：①S村多年来以种植农业经济作物为主，比如西瓜、花生和大蒜；村里大约近三百户人家，外出打工的人较少，由于人均土地少，所以基本没有土地抛荒现象；S村属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示范村，在2009年刚对村庄进行了统一规划和改造，水泥地路面、整齐的街道再加上九成新的房屋等，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发展不错的村庄。但在2012年，根据县里精神和指示，要将此村划入一个十几里外的万人大社区，多村合并，集中居住。调查中发现，对于多村合并建立大型社区，多数村民并不满意，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村民原有的宅基地面积与农用地面积在置换过程中大大减少；第二，新建小区的房屋需要自己投资，政府补助杯水车薪；第三，大多数村民在近几年都建起了自己的新房，置换过程中几乎无补助，拆新建新使农民利益受损；第四，此村虽然远离乡镇，但仍属于农业经济作物较发达的地区，农民大多依靠土地为生，集中居住不利于农民作业；第五，集中居住后，庭院经济消失，收入减少，开支却不断增加。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既然村庄重构有那么多不利之处，S村的村民有权去否定它，而且，当前农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国家权力止于乡镇，从政治制度架构上也赋予了农民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但现实中，这个村庄的村民对村庄重构虽不同意，却没有人明确提出，在乡镇、村委等的威逼利诱下，在“随大流”意识支配下，许多人违背真实意愿，参与到村庄重构中去。可见，人的选择行为并不都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是生活在具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中，其选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外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比如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等，不可能纯粹依赖于理性选择标准。

 

　　既然个体在具体环境中的选择行为并不总是以理性选择为标准，而是更多地受到自己经验感觉、心理感受及社会结构等具体生活情境的影响，那么，村庄重构过程中的个体选择行为是否也受到所处生活情境的影响而出现非理性选择呢？这就为我们从社会资本角度来探究村庄重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三、情境性限制：影响村民个体选择行为的社会资本因素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其概念由布迪厄正式提出，经科尔曼、普特南、林南等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深入，有关其研究方法、分析层次及理论视野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社会资本的认识也出现了诸多分歧。尽管分歧存在，但总的来说，社会资本应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制度和规范，包括道德约束规范、法律制度规范和个人自律规范等；二是关系网络，指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组织关系、社区关系结成的网络等；三是信任，指存在于个人之间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程度[2]。社会资本离不开个体之间的连接、关系、网络及其互动，而这些互动的具体呈现就是个体的行为或者行动。如果从这些行为的发生过程来分析，社会资本与个人选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行动或者选择已经作为新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现”[3]。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网络和动员能力，参与到个体行动中去，从而把微观的个体选择行为、选择动机与宏观的集体行动、社会选择及规范解释沟通结合起来，使理论对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符合实际，自然也为分析村庄重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