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评价和继续深入研究新地理经济学，都必须站在新地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或者说站在新地理经济学的模型基础上。接受或者否定新地理经济学都应该从它对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假设出发，并结合新地理经济学所界定的不完全竞争、收益递增的经济环境以及对空间的处理方式着手。模型的复杂性和无法实现经验检验并不是否定理论创新的关键要素。如对产业聚集的研究中首先假定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存在运输成本，然后利用D-S模型构建起两区域、两部门和两种产品的核心—外围模型，同时为了解释在地理环境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也能发生产业聚集，模型就要对运输成本、人口初始分布和最初的优势等参数做出假设，故新地理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中非常重视历史与偶然因素，偶然因素的影响有时候所起的作用非常关键。新地理经济学的这种一致的分析框架直接导致其强大的学科魅力和人员吸引力，通过接受、轻微修改或者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影响因素（如拥挤、失业和税收等），就可以建立新的分析工具（模型），研究感兴趣的经济地理学因素。这点只要随便翻阅一下经济学期刊或经济地理学期刊和书籍就能得到印证。

　　新地理经济学提出的理论模型兼容了杜能、韦伯等提出的区位理论（当运输成本较高、规模经济程度较低时），同时又解释了早期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如地理条件没有任何优势地方为什么会出现产业聚集），这是学科理论发展、成熟的标志。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对自身方法论的讨论和经济学理论构建或知识的扩展已经不再唯一由主流经济学家维持，而更多的来源于其他社会科学，如演化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特别是地理学界对经济地理的多元转向，这些都在经济学的新地理经济学繁荣的背后敲响了警钟。

　　3、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与新经济地理学

　　3.1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在地理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环境差异、社会需要和学者好恶等原因，形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几种传统，出现了相对应的学派，主要有生态传统与环境派、描述传统与区域派、综合传统与景观派和区位传统与数量派。而Pattison认为地理学有4大传统，即空间传统、地域研究传统、人地关系传统和地球科学传统，其中前三个传统与人文地理研究紧密相关，而地球科学传统主要用来剖析不同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多的应用则在自然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的种种研究传统必然形成其经济地理学独有的学科分析框架，进而影响经济地理学者对经济的地理现象的解释途径有别于经济学家。也正是由于经济地理被看作是地理学研究的领域，所以对行为体的解释不必是经济的，可以是政治的、制度的、关系的和社会的。然而由于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门正式的独立分支学科最多百年而已，加上其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很难提出一种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但是一种不成熟的回答也许也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让经济地理学科以外的人员更容易理解地理学家的工作，提升经济地理在地理学中的学科地位和地理学家的话语权。当然，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利用多方面的、动态的和有差别的，而不是单一的、不变的传统，经济地理学持续地进行有效的知识转换和更新，使它成为话语发酵和涌动的一个前沿阵地。

　　受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传统、地理思维模式、经济地理研究创新以及地理经济学中研究因素和案例研究的启发，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主要应由四部分组成：观察、实地调查、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与理论提升。既然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的地理现象，那么对经济地理现象进行观察就是首要的和必要的一步，这也是地理学从事各类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缺少观察就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更不能提出一个好的学科问题。但是有了观察也不一定能提出科学问题，因为把一般事务转化为可研究的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同时也涉及到学科的研究传统。关于这一点本文不打算深入探讨(可以参见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观察有赖于理论，那么似乎就存在这样一种循环，通过观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提升理论、理论指导观察、新的观察提出新的问题。地理学这种观察的尺度要落实到所要研究的区域上，这就意味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概念是真实的空间。真实空间具有尺度大小不一，也就不存在一致性，区域的异质性是其前提，这种异质性或地方化的特性就体现在区域的社会、文化、制度和尺度等方面的差异。地方化的特性和空间尺度等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就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这一点体现了人文地理学的区域研究传统，进而有单一区域到多个区域研究其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空间中的变化，这又体现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传统。所以新地理经济学具有真实的地理维度，这点与新地理经济学不同。清楚了经济的地理现象并形成了科学的问题后就要进行实地的调查，以便做出科学解释，调查内容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由大气、水、岩石、生物、土壤等地理要素组成；人文环境是人类、文化和生产生活活动的地域组合，包括人口、民族、聚落、政治、社团、经济、交通、军事和社会行为等组成。这体现了人文地理学的地球科学传统，因为仅仅抽取自然环境或社会、经济、文化的某一单一要素进行研究，地理学家认为都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同时还要研究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关系，即吴传钧所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采用实地调查方法也就意味着新经济地理学抛弃了新古典的模型方法，而应用归纳法，通常是案例研究展现真实空间的地方化特性。在对区域调查资料获取的基础上，就要找出影响经济分布不均衡现象的原因，影响因素包括自然、社会（关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因素中的部分或全部。这就不难理解新经济地理学晦涩难懂的原因，因为这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当广泛的知识面，对区域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都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出原因后就要根据研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有时需要做进一步的理论提升，找出事物的规律。如阿什·阿明从区域发展的制度转向研究出发，为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四条区域政策导向，即构建集群和本地联合经济、学会学习和适应、扩大本地制度基础和社会动员。然而，理论的构建总是困难重重，这就要求在理论提升环节中研究者需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理论意识。这种理论意识包含对前期理论、方法论的全面理解和掌握，对自身理论构建意义和贡献的自我反思以及新理论核心主题和概念的精准化。制度经济地理学在理论构建中显得相对成功，其借鉴了产权理论、网络理论、调节理论等众多前期理论，发展了制度厚度、制度空间等核心概念，解释了地方化建立的制度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地方化的网络在培育地方企业的嵌入性方面的作用以及地方制度体制的特征在地方经济社会调节和管治中的作用等现象，为进一步理解制度及其作用途径作出了地理学的贡献。相比之下，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关系转向的理论提升则显得争议不断，彼得·森利直到2008年仍然撰文探讨关系经济地理学是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研究议程和新的研究范式，而这一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3.2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

　　地理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70、80年代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和有关后福特主义及“文化转向”的争论。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侧重于对特定区域的产业空间组织进行以案例或案例之间的经验比较和描述性分析为主，这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转变的起点来源于经济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由于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机制而非现象本身，着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决定机制进行剖析，强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于更普遍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然而作为结构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过于关注下层结构和对人的能动性的忽视，受到了来自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挑战和批判。制度经济地理学正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和更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区位理论基础上，吸收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制度主义的观点，把经济活动置于更广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规则、程序等制度框架下去理解。因此，新经济地理一方面秉承了制度转向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视角，即将经济嵌入到制度、文化、政治中，强调经济行为与特定社会情境相互建构关系的分析；另一方面这种新经济地理学采取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了经济行为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关系性。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由于其思想来源的多样化，形成了弹性专业化和产业区、新产业空间、学习型区域、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系统和管制与治理理论等学派。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经济地理制度转向研究的深化和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西方经济地理学发生了更为深远的“文化转向”的研究。从事这种文化转向研究的学者坚持认为，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地理学的这种文化转向获得了高度赞誉，Thrift认为文化转向把经济地理学从垂死的、令人厌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Barnes则认为文化转向是经济地理学向“解释学理论化”的重大转型；当然也存在许多批评。随着研究尺度的变化和人文地理学对“关系”的重视，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成为90年代末期以来一个重要的研究议程，关系经济地理学研究议题涉及地方和区域发展中的“关系资产”、社会行为者、企业和组织网络的关系根植性、关系的尺度等等。

　　从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基本分析框架出发，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对特定区域进行观察，如观察到特定区域中的产业分布不均衡，存在产业集聚现象。为了解答为什么产业的分布不均衡和存在产业集聚现象时，新经济地理学家所要做的第二步就是要进行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或案例研究，在过去被认为是一种特例的研究方法，而现在却成为标准。新经济地理学的实地调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的调查，主要用来描述区域层面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如地方化的社会文化特性、制度厚度、产业氛围等等；二是微观层面的调查，在宏观层面调查的背景下具体分析区域层面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是如何影响微观主体（如企业）行为并导致区域发展的差异和不同的经济景观存在。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方式与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从微观到宏观的解释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解释方式避免了经济学对行为主体假设为完全理性的错误，从区域宏观层面出发与微观主体结合就可以看出微观主体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追求的也不是效益最大化，而是遵循惯例行事。在对产业集聚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调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调查发现新产业区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组成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柔性生产综合体，以一种几乎完全竞争形式共存，而在另一些产业区中大型企业与小企业并存，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形式共存。相对于新地理经济学中的不完全竞争假设具有进步性，更符合现实。在新地理经济学中历史、偶然只是在最初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文化、社会、制度完全被忽视；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视。

　　然后在对基础资料的分析基础上，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

　　地理学中的经济地理学的原因分析一般包括三个层次：低层次的自然环境本底、中间层次经济、社会和人文等互动和高层次的制度、文化等。如经济地理学中的区位分析仍然强调交通通达性、水土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条件的分析，并作为区位决策的支撑条件，这点在早期的企业布局和选址上应用较多，而最近几年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划和人口功能区划有复兴这一研究的趋势。新地理经济学的关系转向则代表了从社会、经济和人文互动的角度进行解释。如在新产业区的研究中，通过调查发现区域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关系，如合同关系、人际关系和企业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等对促进企业集聚和发展非常重要；而制度、文化转向则认为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和制度，仅通过原子化的个人动机不能对其做出解释，而应该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规则、程序和习俗的结构中来理解。这些转向体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的深入，但并不意味着低层次的因素影响的消失，它们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空间市场的外部性，如空间市场力、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阻力，决定了需要区域政策，以便更好地促进企业和区域的发展。

　　如关于制度厚度与区域发展的讨论，目前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厚而有效”，即制度厚度促进了区域发展；二是“厚而无效”，如英格兰东北部提供了重组的制度过程；三是“薄而有效”和“薄而无效”。这就必然导致对地区制度厚度到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的讨论，为了实现区域发展的目标就有必要对地区进行空间调节。

　　4、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对比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