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地理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新经济地理学”，分别隶属于经济学和地理学。然而由于两学科在研究传统和学科分析框架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两种新经济地理学在研究思维、方法和内容等众多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可以分为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三部分；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可以分为观察、实地调查、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与理论提升四部分。正是这种学科研究传统和分析框架的差异导致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分异，同时也成为理解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出发点和突破口。本文回顾了对新经济地理学争论的两个焦点，从学科的分析框架出发对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提假设、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发展趋势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经济学与地理学的互相借鉴和融合对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科的重要性。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分析框架

　　1、引言

　　人们对经济地理学的兴趣随着全球化的因素而日益增加，这也使得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和丰富。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充实，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丰富，而且其经验研究范围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拓展，这使得经济地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复兴。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信息经济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地理学家将其研究转向社会以及文化转型理论，这就使得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出现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理论视角的多元化，经济地理学由此经历了四次转向，即制度、文化、关系和尺度的转向。而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似乎正在经历“演化主义转向”。这种研究取向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特别是在欧洲经济地理学界，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似乎正在变成演化经济地理学。另一方面，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对地理或空间产生浓厚的兴趣，有意将其作为一个核心要素引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框架内，他们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杰出工作被经济学家称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来临。特别是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克鲁格曼。这极大地激起了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兴趣，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各类论文一时增长迅猛。

　　然而，在过去时间里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争论也一直存在。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名称使用以及学科界线之争。虽然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其把“地理”或“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称作“新经济地理学”，但是地理学家却在以另一种方式，即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多维转向”来树立自己的“新经济地理学”地位。所以，一些地理学家认为目前主流经济学的工作仍是艾萨德的“区域科学”传统的继续，其核心是“地理经济学”而非“经济问题的地理学”。因此，主流经济学家的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并非真正地理学意义上的“新经济地理学”，而是“新地理经济学”或“新空间经济学”（后文为了行文的简便，将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统一称为新地理经济学）。而学科界线之争主要指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名称使用而引起的其本身与地理学、传统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区域科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杨吾扬等指出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和区域科学具有两方面的共性：其一，它们都是以经济的空间活动为对象；其二，它们均被公认同经济科学和地理科学有较密切的关系。还有学者认为经济地理学即为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派是区域经济学形成的三个主要流派之一；而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新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学都是以空间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手法有所不同，各自存在着优势与不足。它们都是经济学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经济地理是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区域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范畴。而克鲁格曼本人则认为所谓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大部分区域经济学，以及一些（但不是全部）城市经济学，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经济地理。

　　争论的焦点之二就是关于主流经济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自从经济学的地理转向后，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关于方法论的讨论引起了激烈争论。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传统和研究方法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两者都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如20世纪60年代鼎盛一时的“地理学的计量革命”。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实证主义地理学逐渐受到来自地理学以外的种种批判。其批判主要来源于传统区域学派和后来兴起的行为主义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和激进地理学等新流派。而主流经济学却一直保持着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几乎开始涉及到数学知识的方方面面。所以，有部分地理学家指出新经济地理学仅仅是将早期的区位理论和区域科学的理论数学化和模型化，是经济理论决定的经济地理理论化的思路。与此同时，地理学界的制度、文化、关系和尺度转向也深受各种各样的批评，如研究问题的肤浅、概念和理论建构缺乏严密性、提出的政策在实践上具有软弱性等，而过度的“文化转向”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之争还包括其假设、模型和地理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等细节问题。如关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个体理性假设，地理学家就指出这与现实的差异较大，人文力量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学习型的，其信息和决策行为受周围环境影响很大；而对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模型更是表现出不屑一顾。对地理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更是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经济学家认为“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或者“已经不起作用”；但地理学家仍坚称地理影响着区域发展，仍对经济活动施以影响。

　　马丁认为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这种争论没有任何的收获，也许可以更好地描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

　　由于以上争论的持续存在以及由于经济地理学学科交叉特性导致的经济地理学过去20年中一直遭受的混乱，使得目前国内对新经济地理学在引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认识方面的偏差。这明显表现在地理学界无法接受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化的解释方式，而经济学家则很少去借鉴和引用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的“多维转向”。剑桥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马丁曾说到，就理论、方法论和认识论来说，地理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地理学与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方面的差异远大于共同点。樊杰指出方法论建设一直是而且现在更是经济地理学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可喜的是国内已有部分学者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所以，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欲从学科方法论的角度，来重新梳理两种“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及两种学科下“新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着重阐述两者的差异，而不是共同之处，希望对于澄清一些基本争论和理解起到一定帮助。本文研究思路与早期研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一种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是基于其研究要素（社会文化、关系、制度）的特性和具体案例研究而提出的（具体分析见后，此分析框架不包括演化经济地理学在内）；二是注重从方法论和学科分析框架入手，阐述并展现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及其研究内容和进展，而不是单纯的对其模型、研究内容和批判性的研究进行介绍；三是对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异同或者融合与分异的阐述并不局限于通过其前提假设、研究内容等来展示，而是基于学科研究传统和分析框架。

　　2、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新地理经济学

　　2.1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从18世纪经济科学诞生时起，有关它的方法论就从未止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通过60年的蓬勃发展，现已成为一门规模庞大、分支众多、体系严谨、模型化的社会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从侧面也反映了经济学方法论很适用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过经济学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经济学的发展速度之快和影响之深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即统一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由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倡导的新地理经济学代表着经济学家们把“空间”因素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他们对新地理经济学所作的工作和研究方法都是在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完成的。所以，理解和批判经济学的新地理经济学都必须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入手。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所表达的意思或分析思路却完全一致。其一是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视角是指经济学家如何从实际出发来看待问题的角度。经济学的一般分析视角都为从消费者或生产者单个经济行为体出发，他们被认为是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去追求最大的效应或利润，而其他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通过影响经济行为体的行为进而影响“均衡结果”和“效率”，而政策的设计初衷就是在不改变一些人的效用的同时增加其他人的效用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参照系或基准点类似物理学中的参考系，即用来作为参照的、假定不动的物体。经济学中的参照系是指在理想的状态下，经济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进而达到的一种理想均衡状态。这种理想状态跟现实相差很大或者完全不符合现实，但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分析下所形成的均衡以及效率却是用来分析现实中的均衡和效率改进的最佳对比对象。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就是指各种图像和数学模型，这类似于地理学中的地图、GIS和数学模型。经济学的高深和进步就体现在新的分析工具或数学模型的建立，但是这种过度数量化和对模型的崇拜，也使其脱离了现实并遏制了理论发展，把以数理逻辑推演得出的结论当做真理应用到实践中的危险也有目共睹，如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其二是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和进行评估比较。以上两个分析框架看似毫无联系，其实本质一样。设定行为假设、选择均衡结果和进行评估比较是对视角、参照系的全面、详细的阐述，如何选择均衡结果和进行评估比较都有赖于参照系的确定。而界定经济环境和给出制度安排则体现在新的分析工具的诞生，新的分析工具或数学模型的建立就是需要重新界定经济环境和给出新的制度安排。经济学家的新地理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建立起了宏伟的理论大厦。

　　2.2经济学的新地理经济学

　　新地理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一样，研究视角并没有发生变化，它们基本都是从消费者和企业等微观主体入手。消费者通过购买各类产品的组合追求效应最大化，其约束条件是工业品集合体的价格、农业产品的价格和自身的收入水平等，而企业则是通过销售自身的产品追求理论最大化，其约束条件是劳动力、资本、资源和产品等价格和技术、运输成本、产出构成的生产约束条件等。正是无数的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决定了均衡结果的收敛或分异。他们对微观主体的行为假设完全理性，追求效益最大化，这点与新经济地理学假设微观主体有限理性、决策行为依赖于制度框架有很大差异。然而为什么新地理经济学是最近三十年才发生的事情呢？这其中最主要的两点原因就是经济科学发展的精细化和分析工具的缺乏。学科发展的精细化导致在经济学学科中只有可以模型化的思想才会得到垂青，而后者的缺乏直接导致研究学者的规避心里。新地理经济学中的很多思想并不是原创的，或者说很早就被发展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所阐述，如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和艾萨德创立的区域科学等。所以地理学家借此批判新地理经济学是艾萨德区域科学的翻版有其道理，但是这种批判只对了一部分，而忽视了另一部分。艾萨德在《区位和空间经济学》中开创性地提出把区位问题看成是厂商在权衡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实现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这一成果完全被新地理经济学所应用，“冰山”运输成本就是例证。然而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偏离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方法。显然艾萨德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而这恰恰是研究企业行为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同时，对于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模型化所面临的困难也让主流经济学家感到无能为力。这直接导致对早期由杜能、韦伯等提出的区位理论的边缘化和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直到1978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合发表了“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iondiversity”一文之后，经济学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分析空间的工具。该文一出来很多人就评价道：“我们关心的不是他（斯蒂格利茨）能不能拿诺贝尔奖，而是能够拿几次”。该模型直接解释了现实经济中企业所具有的很强的市场扩张能力和所有企业主要生产某一系列产品的现象。企业市场扩张能力和主要生产某一系列产品意味着企业在生产这些产品中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并存在某种程度的垄断特征。这与早期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减格格不入，D-S模型就是对类似问题的一种绝佳处理工具。但是该模型本身并没有引入空间结构（运输成本）因素，所以也就不能被直接应用到空间经济学中。克鲁格曼敏锐地嗅到D-S模型的重要性，利用该模型于1980年发表“Scaleeconomies,productdifferentiationandthepatternoftrade”一文，从理论上指出了空间结构（运输成本）、产品特化、贸易和规模经济之间存在的关系，也是第一次把运输成本纳入D-S模型中，使空间因素第一次在垄断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背景下得到了详细讨论。然而这里的“空间”概念化的方式与地理学中对“空间”处理的方式完全不同。经济学中的空间概念仅仅是为了处理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而引入的，是“中性空间”，而不是地理学中的“真实空间”，也就导致区域差异的不存在，世界是一致的。地方特性和不同尺度的空间集聚被抽象掉了，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在新地理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因为难以量化而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这些因素，特别是制度，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而难以模型化，所以被经济学家忽略。这些恰恰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直到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Increasingreturning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才正式提出“核心—外围”模型的最初版本，该模型揭示了一个国家在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等因素是如何内生地分化出工业的“核心”区和农业的“边缘”区的过程。以上三篇文章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D-S模型界定了不完全竞争的经济环境，而收益递增则进一步刻画了经济地理研究中的另一个经济环境。这两者就是新地理经济学区别于先前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对现实社会的经济环境作出了更加准确、现实的经济环境界定，并使这些想法模型化。但这并没有脱离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加上空间结构（运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就几乎完全阐述了经济学家是如何把“空间”因素带入到主流经济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