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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人本:教育本土化办学的价值共识——陈鹤琴、陶行知办学实践探索(2)

时间:2016-03-30 10:12 点击:
陶行知留美回国之后即在南高师任教,他本可以在大学里继续过着其相对优越而丰裕的生活。但是,当发现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时,他忧心如焚,深知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

  陶行知留美回国之后即在南高师任教,他本可以在大学里继续过着其相对优越而丰裕的生活。但是,当发现"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时,他忧心如焚,深知"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11]为此,他抱定"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志向,毅然离开大学,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和农民一样的布衣草鞋,来到南京郊外的乡村,创办晓庄实验师范学校,意图通过新型的乡村学校带动中国乡村教育建设和乡村社会改造,"为中国教育找条生路,为中华民国找条生路"12]。经过陶行知及其同仁们的百般努力和不懈奋斗,晓庄学校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即引起全国教育界的关注,甚至备受美国学者克伯屈的赞誉。他说"我看这个学校,负有特殊的使命,就是要研究用哪种教育,才合乎乡村需要,使能引导乡村,适合现在的变动……如大家肯努力,过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13]而晓庄学校之所以产生并能够取得一些成绩,都源于教育者有一颗"捧着一个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爱之心,它是教育家办学的内在动力。陶行知这样写道"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晓庄三年来的历史,就是这颗爱心之历史一这颗爱心要求实现之历史。有了爱便不得不去找路线,寻方法,造工具,使这爱可以流露出去完成他的使命。流露的时候,遇着阻力便不得不奋斗--与土豪劣绅奋斗,与外力压迫奋斗,与传统教育奋斗,与农人封建思想奋斗,与自己带来之伪智识奋斗。这奋斗之历史,也就是这颗爱心之历史。"14]
  事实上,不只是南京晓庄学校,陶行知后来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同样源自于其对普通学生、对国难中难童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真爱。在长期的普及教育工作中,陶行知发现许多"穷苦孩子有特殊才能"者因为得不到适当的培养而枯萎,这种情况在国难期间显然更为严重。正是为了这些人才幼苗,使之能够同样享受真爱的雨露,得到适当的培育,他决定创办一所独具特色的实验学校一育才学校。然而,从学校创办伊始,便磨难不断,不只是有办学经费上的经济困扰,更有国民政府的种种政治压力,但陶行知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怀着对"人才幼苗"的深切真挚之爱,以理性达观的态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泰然处之。他在日记中写道"强盗可把学校抢掉,政府可把学校封掉,我自动把学校解散决是不可思议。"[15]与晓庄学校一样,育才学校的历史同样充满着奋斗的艰辛与坎坷,是陶行知及其同仁们"爱心历史"的进一步扩展延伸,其对"人才幼苗"的真挚关切反映了其一贯主张的"以学生为中心"之儿童本体发展诉求。
  二、教育家办学之旨趣:教育本土化与现代化求索中的人本精神
  陈鹤琴和陶行知有着十分相似的留美求学背景,回国之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投身于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的艰难探索之中。虽然其实际探索领域的侧重点不同,但坚持改革实验和理论思考的"人本"旨趣,则是他们共同的致思方向和本体追求。
  陈鹤琴1919年8月回国之际,正是五四运动高涨之时,他很自然地投身"五四"新文化和新教育运动的洪流中,以其独特的方式致力于教育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革新实践,包括引进西方的教育测验与教育统计学、对幼儿进行严密的科学观察与实验、编写《语体文应用字汇》等。但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陈鹤琴渐渐发现不少人热衷于对科学知识的追逐,却忘记了"做人"的根本,社会上出现了公开的"科学"与"玄学"之论战,这些反而促使他愈益专心地观察与研究儿童,发现"未达学龄的时期,从心理上看来,是养成习惯的基本时期,也是树立人格的基础时期"[16]。因此,他极力主张"做人"的良好习惯与技能理应从小培养。经过其鼓楼幼稚园实验的反复验证,陈鹤琴提出了一份较为科学的《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表》。其后,陈鹤琴继续在南京与上海的基础教育领域不断探索,与世界新教育潮流保持一致并同步发展,努力将科学与民主精神融人其本土教育的改革实践,在新教材编写、新课程推进和新管理探索等方面都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需要指出的是,陈鹤琴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始终把"做人怎样做",作为其教育探索的核心。他在《工部局小学校歌》中这样写道:"我的学校,教我们做人怎样做?团结活泼,做事勇敢,清洁健康,生活快乐,遵守纪律,和气且恭敬,爱国爱人还要爱学问。"[17]在这里,陈鹤琴对"做人"教育的丰富内涵作了深刻阐发,既汲取了尊重儿童天性和主体意识的生活教育精神,又融合了"和气且恭敬"的儒家教育智慧,从而将"爱国爱人"与"爱学问"有机汇通,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创造性弘扬与传承。
  随着本土化教育改革的推进,陈鹤琴来到江西泰和县文江村,创办江西幼稚实验学校,他对"如何做人"这一教育核心问题又有了新的思考。特别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民族灾难的不断加深,陈鹤琴越来越注重将"做人"的问题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提出不仅要"做人",还要"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他说:"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人民生活的艰辛,有如水深火热,但亦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都负荷了一个历史任务,那便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树科学民主,这便是中国人当前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就在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中国人。"[18]而要做这样的"现代中国人",就必须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培养五个基本的条件,这就是:健全的身体、建设的本领、创造的能力、合作的精神和服务的态度。事实上,这"五个条件"实际上也是当代中国现代人所不可缺少的五大核心素养,特别是其中的"创造的能力"和"合作的精神",仍然是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理念,值得我们反复学习和体悟。
  与陈鹤琴相契合,陶行知回国之后同样热衷于教育民主化与教育科学化的时代新潮,对"五四"新文化与新教育运动持肯定、赞赏和支持的态度。他不仅在大学里自觉传播和践行新教育理念,积极参与编写有助于普及教育的《平民千字课》,热心引进杜威生活教育理论,致力于中国教育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建构,而且投身中国教育改进社的实际活动,以科学和民主精神引领中国教育领域的诸多变革。但几年实践下来,陶行知渐渐发现中国教育改革,特别是乡村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错位了",他深感痛心。因为当时的新式教育并没有造就出他所期望的新型本土人才,反而"制造出"许多不能适应农村生活的高等游民,为此他立定要通过晓庄实验学校,重建乡村教育秩序,以培养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社会改造的精神"的时代新人,并借此对中国以乡村为基础的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很显然,人的现代化是陶行知开展乡村办学实验的核心目标,也是其从事教育本土化与现代化改革的重心之所在。
  与陈鹤琴一样,陶行知特别关注教育现代化动变中的"做人"问题。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其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乃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杀人的各种考试"和"吃人的教育"是"教人做人"、"教人生活","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说得更清楚些是:教大众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19]在陶行知看来,"做一个现代人"、"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当然要与时俱进地掌握现代知识、技能与方法,并勇敢地参与现代生活、感受现代问题,进而开发现代文明,融人"川流不息的现代化"之社会变革,实现"长久的现代人"与"川流不息的现代化"社会之协调共进。他说"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时代是继续不断的前进,我们必得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成为时代落伍者了。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20]在这里,陶行知所说"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及其所具备的条件,与陈鹤琴倡导的"现代中国人"及其五个条件,虽然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充分注意到教育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以及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深刻关联,其深层的价值意义至今仍不乏启迪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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