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新型工业化生产力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4—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生产力年均增长6.3%，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增长速度却分别为2.82%、1.72%及2.09%。除那些对工业升级起促进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带集聚的原因之外，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进一步内迁也会对沿海、内陆地区新型工业化两极分化的发展推波助澜。由此可见，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区域协调政策还是新世纪以来的战略西进，它们在引导区域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方面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在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区域之间新型工业化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被拉大。本文研究还表明，试图通过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似乎并非是一条有效途径，特别是在如何推进区域新型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方面更值得重新审视。

　　五、结论

　　本文以低碳、节能和环保下的工业增长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指向，采用SSDDF和SSLPI方法对经济转型期间(1985—2009年)省级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静态视角与动态视角分别核算了1985—2009年省际新型工业化技术无效率与生产力，并剖析了我国区域工业增长模式的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

　　在实证考察基础上，本文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调整的角度探究了我国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的区域分布格局、演进规律及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初期所实行的向东部倾斜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与工业结构纠偏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以轻工业构成为主的东部沿海省市向新型工业化转型，并由此逐步拉开了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沿海与内陆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两极分化趋势凸显。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以资金扶贫、鼓励中西部发展能源及原材料加工工业为主，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未能有效改观内陆地区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的格局。在高耗能产业“污染西迁”的梯度转移影响下，区域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差距愈益增大，区域之间发展愈发不协调。由此，期待以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来推进内陆地区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做法值得商榷。本文的另一个发现是，1998年以来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导致全国整体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严重受损的同时，那些更加符合新型工业化内涵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东部而带来的东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反而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工业增长模式的转变，这充分揭示出重工业①并非一定意味着粗放和低效，相反还昭示了高端、高新、高技术产业势必将在未来新型工业化的集约高效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沿海与内陆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凸显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已使得地区差距与“3E”(经济、能源及环境)矛盾一起构成了当前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制约。要在“十二五”期间顺利解决我国工业发展中根深蒂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本文研究揭示出以下几点:(1)要切实推进工业发展方式转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各级政府摆脱“GDP增长速度”的束缚，将真实能耗和主要污染纳入统计和政绩考核范畴;(2)为克服地区发展差异扩大倾向，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要结合西部地区省市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尽快出台具体详细的《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目录》，合理规划和引导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项目，避免“污染西迁”;(3)改革能源管理体制，规范和鼓励能源合同产业发展;(4)改革污染减排机制，严格污染排放管理。

　　事实上，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工业部门中四位数工业行业的轻重性质划分，我们发现，诸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的绝大部分子行业都划入了重工业进行统计，这类工业的技术密集、附加值高、污染程度相对较低等特点使其在内涵上已经区别于传统理解上的重工业了，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特征。因此，尽管近年来我国重工业比重不断提高，但重工业“新型化”的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

　　总之，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型、缩短地区间差异、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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