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序列DEA的思想下，由于用前t+1期数据构造前沿面的→?Dt+1(s)始终大于或等于用前t期数据构造前沿面的→?Dt(s)，s=t，t+1，故SSLTC不可能小于0，从而保证了技术不退步(OhandHeshmati，2010)。

　　格平减等手段，将研究区间扩展到1985—2009年。为克服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局限，使研究得以进行，本文依据样本数据特征，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三个阶段，数据处理及阶段划分情况。考虑到三个阶段之间的数据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本文并不核算三段区间相邻年份的新型工业化生产力，即1990—1991年与1997—1998年的生产力。

　　四、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实证分析

　　(一)转型期间我国省际新型工业化技术效率的动态演进与空间差异运用前文介绍的测算模型与省际工业增长数据，本文首先核算了我国经济转型期间省际新型工业化技术无效率水平，并拓展了已有的三区间划分方式，以2003年为新增界限，将总体样本期间(1985—2009)划分为四个时期，区间Ⅰ(1985—1990)为改革试验期，区间Ⅱ(1991—1997)为快速增长时期，区间Ⅲ(1998—2003)为重化工业化时期，区间Ⅳ(2004—2009)则代表“两化”并行发展时期。本文将转型期间四个时期中我国省际新型工业化技术无效率水平的平均值由小到大按不同深浅颜色绘制在我国的行政区划版图上，不同地区的颜色深浅代表了其新型工业化技术无效率水平的高低，颜色越浅代表其技术无效率水平越低，即技术效率越高，颜色越深代表其技术无效率水平越高，即技术效率越低。图1直观地刻画出我国省际工业部门在各个时期中新型工业化技术无效率的区域分布格局与动态演进特征。

　　1.转型期间我国省际新型工业化技术无效率的动态演进分析从图1显示出的各省市颜色深浅变化可以看出，随时间推移，我国版图的总体颜色逐渐加深，而不同省市的颜色层次变化呈现出的规律却并不一致。东部沿海省市颜色变化相悖于全国总体趋势而逐渐变浅，新型工业化无效率水平逐步降低，以北京(由1985—1990年的0．271下降到之前无法获得省际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总量与工业COD指标，尽管如此，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选择1985—2009年作为样本期间可以较好地概括我国经济转型期工业化进程的整体状况。

　　一方面，对每个阶段内样本数据本文采用统一的统计口径，以便对同一阶段内面板数据运用SSLPI方法测算动态绩效;另一方面，三个阶段之间的实证结果也具有相当的可比性，这是由于这些样本数据(即样本投入产出变量)的内涵相同、范畴相似、采用的测算模型统一，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工业发展报告2008》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区域政策演变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1979—1990年向东倾斜的不平衡发展阶段，第二是1991—1998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启动阶段，第三是1999年之后的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阶段。

　　可以看到，本文的划分方式与我国区域政策的阶段性演变过程基本一致，故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指重化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并行发展，一方面工业发展阶段决定了重化工业化继续推进，另一方面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工业发展要走以节能、环保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增长效率展现出如此截然相反的演进规律，除与地区间既有的工业实力悬殊有一定关系外，还可能与我国产业梯度转移的独特性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发达地区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率先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那么通过承接东部地区的轻型工业对中西部新型工业化发展应该是有利无害的，然而相关研究却显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产业类型大多为资源和资本密集型而并非劳动密集型，①这种与传统国际产业理论相背离的产业转移趋势无疑会加重中西部节能减排及工业环保负担。

　　2.转型期间我国省际新型工业化技术无效率的区域分布与差异由图1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各个时期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无效率水平突出表现为区域非一致性，东部沿海地区的技术无效率水平明显低于内陆省市。具体而言，在改革试验期(1985—1990)，技术无效率水平低于0.3的第一梯队有上海、青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广东等7个省市。在快速增长时期(1991—1997)，福建取代青海进入第一梯队，由此，技术无效率水平低于0.3的省市全部来自东部。与此同时，内陆绝大多数省市在各个时期的技术无效率水平都高于0.5，也就是说，这些省市工业部门的技术效率全部都低于50%。由于该技术效率将能源消耗与工业污染纳入分析，这意味着这些内陆省市工业部门在低碳、节能、环保三重约束下的增长效率不足50%，可见在快速增长时期内陆省市工业部门的增长并不是效率推进型的。特别是在重化工业化时期(1998—2003)和“两化”并行发展时期(2004—2009)，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所有省市的工业增长均表现出较高的技术无效率水平(中西部地区分别超过了60%，东北地区在“两化”并行时期也超过了60%)。这意味着，这些内陆省市工业经济的增长规模与增长质量出现了背离，工业高速增长的背后也许付出的是能源大量消耗与工业污染排放的代价。“两化”(重化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并行发展的结果对这些地区工业增长而言，也许是“两化”相互制约。

　　以上结果充分揭示出我国新型工业化增长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①相比于内陆地区，东部沿海省市各个时期的工业增长似乎都更加符合新型工业化增长模式的内涵，转型之势初显。事实上，这种差异化突出的区域分布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所致。1979—1990年期间，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思潮影响下，国家投资布局和区域发展政策均向当时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倾斜，通过“六五”、“七五”时期的政策助推，沿海地区积累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并进一步拉大了与内陆地区省市的差距。尽管在1999年之后，国家在政策制定及投资布局上有意向中西部倾斜，并试图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发展战略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但由于改革试验期和快速增长时期的发展积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工业发展基础与工业化阶段方面已经拉开差距，因此，这种区域协调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反而继续扩大。本文的研究恰好证实这一点，那些以能源、钢铁、有色、化工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的很多内陆省市，其新型工业化的技术效率水平一直比较低。

　　3.转型期间青海新型工业化技术无效率的演进特征剖析本文以新型工业化技术效率下降幅度最大的青海为案例，将其在各个时期的技术无效率来源进行分解(如表2所示)，发现除改革试验时期(1985—1990年)外，其余各时期能源消耗无效率均为新型工业化技术无效率的主要贡献者，年均贡献均在20%以上。此外，在其它因素贡献度均下降之时环境污染物SO2和COD排放无效率的占比反而维持较大幅度的阶段性上升趋势，说明能耗及污染问题在青海工业发展中愈发突出，这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龚健健和沈可挺(2011)关于高耗能产业“污染西迁”的判断。由此可见，尽管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引导下，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不断深化，然而以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为产业转移的主要类型，对中西部地区省市新型工业化技术效率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大。这种有违经典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独特产业梯度的形成，削弱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执行力，从而带来了沿海与内陆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两极分化格局。

　　(二)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水平的动态演进与区域差异为了分析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各个地区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水平的动态演进及区域差异，本文测算了1985—2009年期间省际工业部门的SSLPI指数(即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指数)。为了分析该测算方法的稳健性，我们同时测算了SML指数(即技术不退步假设下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相比于SML指数，SSL指数对“非径向”、“非导向”问题的全面考虑使其在生产力核算中更具优势。从表3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除1985—1989年期间，另外两个时期的SMLPI均高于SSLPI，这与Boussemartetal.(2003)关于Malmquist指数会高估生产力的结论基本一致。这说明本文采用SSLPI指数来分析各个地区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水平是更为科学和准确的。

　　1.转型期间我国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演进趋势与总体特征为初步刻画我国各个区域在整个经济转型时期的工业增长模式演变趋势与特征，本文绘制出1985—2008年全国及四个经济区工业部门新型工业化生产力(SSLPI)、生产效率(SSLEC)和技术进步(SSLTC)的累积变化趋势图。不仅直观地展现了各地区工业增长绩效的非一致变化特征，而且每个地区的新型工业化生产力及其分解指标的变化规律也一目了然。结合所示各区域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动态演进信息，本文拟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以及产业政策调整的角度，来探寻我国新型工业化区域差异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全国均值还是从各区域均值来看，生产力与技术进步累积递增的变化规律颇为一致，而生产效率随时间变化却复杂得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由技术进步推动。虽然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新型工业化生产力均维持着累积上升的趋势，说明各个区域的生产力逐年递增，但对于每个区域而言，这种递增的幅度却显示出很强的异质性，即东部相比于其它地区上升更快，从而导致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累积变化在东部与其它地区之间形成明显的“剪刀差”。也就是说，不仅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而且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也凸显出严重的区域两极分化。为进一步从区域政策和产业结构层面剖析形成这种异质性的原因，本文接下来分别对每个时期的发展趋势展开分析。

　　2.转型期间我国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区域政策分析在改革开放初期(1985—1989)，东部地区在起始年份1985年的生产力指数低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甚至小于0，但东部地区年均生产力增长为5.5%，高于中部(3.45%)、西部(3.7%)及东北(3.55%)，东部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的差距虽然没有被显著拉开，但东部一枝独秀的增长趋势已初现端倪。这也许是由于在经济转型初期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轻工业的结构纠偏战略，而东部地区异常活跃的乡镇企业、民营经济恰恰又以轻工业为主，因而在国家向东部倾斜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背景下，东部地区轻工业依靠“六个优先”的有利政策支持获得了快速发展，从而使得东部地区新型工业化生产力、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试验阶段均处于上升通道。陈诗一(2010)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由他核算的与本文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有相似内涵的轻工业绿色生产率在1985—1989年期间的确高于重工业。在第二个时期即快速增长期(1991—1996)，可以发现，东部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指数的差距被拉大了，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也呈现出显著且迥异的波动。东部地区新型工业化生产力以年均8.76%的增长幅度进行高速累积，至1996年，东部地区工业部门的生产力累积指数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差距分别达到了36.8%、40.2%和42.1%。在此期间生产效率变化指数的全国均值有所下降(年均下降1.26%)，西部地区下降最为明显(年均下降2.42%)，技术进步与生产力保持一致的增长趋势，但与生产效率变化相异。这期间，西部地区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率达到5.99%，年均增长速度高于中部与东北地区。

　　从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及政策层面看，事实上由于经济转型期间前十年的区域不平衡发展导致的地区差距问题已引起中央决策部门的重视，1991—1996年期间，国家把区域协调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上来，在国家投资和产业布局政策上为区域全面协调发展做好了前期准备。

　　然而，为什么政府采取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非但没能缩小区域间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反而使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新型工业化生产力差距愈来愈大?这可能是由于这段时期的区域协调政策是以资金扶贫为主，产业政策力度十分有限，而且对中西部地区集中在具有资源优势的能源及原材料工业方面的扶持，也是为了缓解当时全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结构失衡而引致的能源、原材料供应不足的矛盾，因此就出现了东部地区新型工业化生产力指数持续提升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由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能源及原材料等能耗高、污染重的工业而迟迟未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局面。

　　始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标志着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与上一阶段的协调政策实施效果一样，1998—2003年期间新一轮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未能有效改观内陆地区新型工业化生产力远远低于沿海地区的格局(东部地区年均增长9.69%，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年均增长分别仅为2.61%、2.48%、3.33%)，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张之势(至2003年，东部地区工业部门的生产力累积指数分别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79.2%、83.4%和80.2%)。1998—2003年期间，全国工业部门的生产力指数年均增长4.99%，低于1991—1996时期的5.38%，这或许是和1998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并相应带来较重的工业污染有关。不过，这不能解释为何东部地区1998—2003年期间年均生产力与上一阶段相比反而升高(由8.76%上升到9.69%)的事实。为此，作者特别计算了这一时期东部地区重工业构成变化，发现那些在陈诗一(2010)研究中具有较高绿色生产率的诸如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新技术行业在东部地区的工业构成中显著上升，而那些绿色生产率较低甚至低于零的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在东部地区省市的工业结构中地位逐步下降。一些研究还证实，东部地区这些不太符合新型工业化增长内涵的行业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向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转移(冯根福等，2010)。据此，东部地区在我国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之际及时对工业结构采取高端、高新、高质化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策略，或许能为前面的疑问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由此可见，工业结构重型化与新型工业化二者并非天然对立，本文的实证结果甚至还揭示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重工业发展对新型工业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此后，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区域协调战略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然而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工业结构中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发展失衡状况十分严重，地方、企业用于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过多，许多地方的工业生产因缺电而处于“开四停三”的状态。为改善这种局面，中央政府做出了调整投资结构的决策，1992—1996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能源及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投资所占的比重由14.6%上升到49%，非基础工业由24.5%下降到18.4%(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08)。

　　计算发现，东部地区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占全国比重由1997年的82.1%上升至2003年的91.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全国比重由1997年的55.1%上升至68.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占全国比重则由75%上升至83.8%，高新技术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十分明显。相反地，东部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占东部地区重工业的比重则由1997年的1.54%下降到2003年的1.24%，东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占东部重工业的比重由1.02%下降到0.81%，东部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东部重工业的比重由4.31%下降到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