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的标注格式指的是引用注释的书写规范，中英文双方在注释条目的内容上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英文音乐论文写作的注释格式已存在固定规则，而中文写作的注释格式则有待统一。论文榜分析，另外，中文注释有古籍注释这一特色标注问题;而英文文献中关于乐谱、录音制品、网页等项目的仔细说明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学者们对中文音乐论文写作中的注释格式各抒己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则的。《音乐学文论写作》中谈到脚注和尾注的一般注文方式:作者名、标题、引文起止页码、出版物或出版单位名称、出版日期;若为文章，出版日期要列出发表年份和刊期;若为著作，要标明出版年月、版次和出版地。注释的字体和正文相同，字号比正文小一号。注释的编码多为不加圈的阿拉伯数字，注码可以采用整份资料连续编码或者每页单独编码的方式。若文章中说明性注释和资料性注释同时存在，则说明性注释采用加圈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资料性注释用不加圈的数字。把两种注释混在一起标写，连续编排注码也可以行得通。

　　关于注释条目内容的顺序，中文文献中还存在不一致的观点。如周勤如在《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目录应该进一步规范化》这篇文章中所赞同的标注格式和前者存在区别，尤其是起止页码标注的位置，但是两者注释内容上没有差异。周勤如提出注释信息要遵循“信息要全、形式要简”的原则，他所推荐的书籍注释注文格式为:“作者姓名《书名》，起止页码。”期刊注释的基本形式建议为:“作者姓名《文章标题》《刊名》年份期号，起止页码。起止页码写在条目末尾的标注格式在中文文献中已十分普遍，因而可以把此注文顺序作为中文通用的标注规范。

　　中文文献还提及古籍的标注格式，这是中文音乐写作的特色之处。不过，在是否标出古籍现代版本出处的问题上，学者们持有不同见解。杜亚雄、周勤如和杨沐均谈及此问题，前两位均认同古籍引用的标注应保留古代标注方法，即夹注法，在正文中写出书名和章名。不过，杜亚雄认为古籍标注不需要再注明作者、出版地、出版年代和页码;而周勤如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标注说明占籍版本出处十分必要，这有助于证实引文来源，也便于读者熟悉古代典籍。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对于那些对古籍并不十分熟悉的年轻学者来说，若古籍标注信息能够全面完整，则更有益于满足研究和学习的目的;进一步说，对古籍引用资料的完整标注也符合学界同西方接轨的趋势。杨沐在《从古籍征引谈借鉴西方规范》中从自己的体验出发，谈到征引古籍的有关问题，他尝试各种标写古籍类注释的方法，最终也没有找到符合情况和西方规范的两全之法，他说“也许，真正好的办法就是学界自行制定相关规范。” 英文文献中，《英文音乐写作的规范与方法》一书与理查德温杰尔的《音乐写作的入门指南》中的标注格式完全一致，而两本书出版相差整整十年，可见英文音乐论文标注的通用格式已经固定下来。其中，前者对标注的格式介绍得更为清楚全面:每条注释前应该缩进两格，把注释号码写在字行内，数字后空两格再开始注释文字，使用单倍行距书写。注释以创造者开始，接着列出所引用文献的标题;要书写文献出处的细节，如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这些信息用圆括号标出;最后指出所引用信息的位置，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书写。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按照书籍、期刊、词条、多卷本书籍、评论、乐谱、录音制品等分类进行讲解，结合理论和丰富的例子道出不同资料之间标注的差别，并提出注释的书写以方便读者迅速而有效地找到所引用信息的资料来源为原则。中英文音乐论文写作的标注条目内容是相同的，在注释标点、空格等方面存在细节差异。由于中英文语言习惯不同，存在这些细微差别无可厚非，再深究也没有意义。论文榜分析，但是，英文文献对于书籍、期刊文章乃至乐谱、录音制品各类材料的标注等均进行了细致举例讲解，这一点恰恰是中文音乐论文写作指导类文献所没有的，也反映出中文音乐论文写作注释格式有待加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