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下篇）

　　其次，城市生产率（productivity）也可能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重要机制。在理论上，城市规模的经济效应和拥挤效应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城市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陆铭等，2012）[6]，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初期，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逐渐强于拥挤效应而带来生产率的提升（许政等，2010）[38]，而这样的生产率内涵不仅包括生产能力的提升，也包括对要素、知识和信息的配置与加工效率的提升（高炜宇，2008）[39]。显然，这样的生产率提升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是直接的，如城市生产率提升进而引致城市工资水平的提升、城市教育资源向流动人口群体更合理的配置等。因此，我们接下来将考察城市规模通过影响城市生产率，进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在表3中第3、4列汇报了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的2SLS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变量city2的估计系数在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0.039，表明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是呈“倒U型曲线”效应，这可能的原因是：在U型曲线的左端时，生产成本还比较小，城市生产率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提高；在U型曲线右端时，城市规模的扩张带来了拥挤效应而使得生产成本超过了城市规模扩展带来的收益，进而导致城市生产率随着城市规模扩张而降低（梁婧、龚六堂，2015）[40]。以第4列估计结果为考察对象：城市规模二次项（city2）每增大一个标准差，将会导致城市生产率（productivity）的估计值下降0.039个单位，进而测算出城市规模通过影响城市生产率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为0.005个单位（-0.039×-0.139），约占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总效应的6.1%（0.005/0.089）。①①本文在测算城市规模通过“收入水平”和“城市生产率”传导路径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时，考察的总效应是城市规模平方项与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估计系数，而在下文中对“城市失业率”的传导效应考察时，由于城市规模平方项系数不显著，我们替代性的选取城市规模一次项进行近似考察。为了使测算结果具有更好的可比性，我们假设城市规模的一次项具有解释性，再次测算城市规模一次项通过“收入水平”和“城市生产率”的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51.5%和14%，得知，城市生产率的间接效应虽有提升，但收入水平所起的间接效应仍然占绝对比例。
　　最后，城市规模还可能通过影响城市失业率（unemployment），进而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通常而言，城市失业率可以用来测度劳动力市场“拥挤”程度，失业率越高表明劳动力市场拥挤程度越高，则居住在该城市的流动人口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竞争，进而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当然，通常的一种看法是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可能会挤占当地人口就业岗位，而此时的“当地人失业”却并不能说明流动人口就业拥挤，但刘学军和赵耀辉（2009）[23]研究发现这一挤占效应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因此也就不会存在城市失业率无法捕捉流动人口的就业竞争问题。更重要的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在创造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会因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而带来劳动力需求的提高，如陆铭等（2012）[6]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张1%的水平会促进个体就业概率提高约0.4个百分点。因此，基于就业环境的考虑，城市失业率可能是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重要机制。表3第5、6列汇报了城市规模对城市失业率的估计结果，变量city2的估计系数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变量city估计系数均在10%或以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城市失业率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即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减少城市失业率。进一步分析第6列估计结果，城市规模每扩张一个标准差，会降低失业约-0.154个单位，则城市规模通过影响城市失业率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为0.021（-0.154×-0.139），而此时的总效应为-0.213，表明较低的城市失业率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正影响抵消了城市规模扩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负影响，大约抵消了8.9%（0.021/（0.213+0.021））。
　　综上所述，本文实证检验了城市规模基于个体收入、城市生产率和城市失业率三个路径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这三个路径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分别约为65%、6.1%和8.9%，可知收入水平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最主要传导路径。但仍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应该对城市规模通过影响城市失业率，进而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效应保持审慎态度，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理论上由于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城市规模扩张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但有关城市扩张是否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从长期来看）这一假说仍然缺乏经验证据，城市规模对城市失业率的影响可能并非单调，进而无法准确判断城市失业率作为传导机制的效应。其次，对于理性的流动人口而言，当面临严峻的城市失业问题而导致就业竞争压力增大，他们可能会放弃在该城市继续就业而转移到另外的城市，因为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城市失业率的增大未必能真实地反映出流动人口的就业拥挤度。
　　四、结论与启示
　　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属无疑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而伴随着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我国城市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进而引发了越来越多关于“我国城市规模扩张能否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问题。进一步来讲，相对于整个城市居民群体而言，流动人口无疑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一个特殊“居民”群体，城市规模的扩张对我国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因此，研究我国城市规模扩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课题。本文基于RUMIC（2009）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幸福感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约在340万人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出现拐点。其中，收入水平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传导途径，具体而言，城市规模通过影响收入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4%，另外，城市规模通过影响城市生产率和失业率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分别占到总效应的约6.1%和9%左右。
　　显然，上述结论的政策性启示是直观的。首先，中国的发展不应该牺牲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城市体系的调整将向大城市进一步集聚（陆铭等，2011）[41]。相反，也有学者（覃一冬等，2014）[4]研究建议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不应该依赖于发展大型城市，担心城市扩张甚至是无序扩张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基于保障流动人口福利角度而言，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当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超过340万的门槛值时，城市规模的扩张是有利于流动人口幸福感提升的。因此，上述研究结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有序的扩大城市规模，推进我国城市建设向“大城市群”方向发展，在空间上合理布局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发挥大城市的集聚和规模效应，是我国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其次，做好关系流动人口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是我国保障流动人口福利水平的重要工作。本文研究得出收入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传导路径，正如一些学者（李树、陈刚，2015）[34]所言，我国居民对幸福感的认识可能并不全面，但对于收入、健康这类直观感受却能够给出最直接的评价，而收入水平无疑是大多数居民最为关注的。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以劳动力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群体而言，收入显然是决定他们幸福感的最直接和重要的要素。因此，提高流动人口收入、解决好“领工资难”和“就业难”等关系流动人口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问题，无疑是保障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重要工作。
　

　　论文榜（www.zglwb.com），是一个专门从事期刊推广、投稿辅导的网站。
本站提供如何投稿辅导，寻求投稿辅导代理，快速投稿辅导，投稿辅导格式指导等解决方案：省级投稿辅导/国家级投稿辅导/核心期刊投稿辅导//职称投稿辅导。


期刊鉴别	论文检测	免费论文	特惠期刊	学术答疑	发表流程

搜索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