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命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2)

　　现代社会对破解“斯诺命题”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国内学者对“斯诺命题”比较集中的介绍，主要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6日发表的两位学者的对话一《“冷战”坚冰何时打破？一关于“斯诺命题”的对话》。该文较多关注的是“斯诺命题”的消极意义，对其积极意义涉及不多。我这里想着重指出“斯诺命题”中包含的两个富有积极意义的问题。
　　第一，“斯诺命题”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义上讲是所有的科学，其存在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无非就是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在现实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本身是一个整体。古代社会，人们往往把自然和人分离开来，人对自然盲目地崇拜，人与社会也分离开来。到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整体性。但科学研究中，无论哪一门科学、无论哪一个学科，只是对这一整体中局部现象的研究。研究自然界及其局部格局的，形成了自然科学及其各具体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形成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及其各具体学科。无论哪门科学或哪个学科，都只是对整体中分离出的局部现象进行研究，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具体科学和学科。任何学科与整体相比都是局部的，也都存在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任何具体学科对整体的理解都是局部的，所以既定的单独的学科想解决整体性的一些问题，就可能出现像“盲人摸象”寓言中的结果。每个学科都只掌握和理解整体的一部分，单独的学科不可能掌握和理解整体的全过程和全部内容。“斯诺命题”的合理性，就在于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了。
　　第二，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中“次文化”现象的思考。“斯诺命题”探讨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裂，但是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中“次文化”的分裂、分离化的倾向也是十分严重的。不仅如此，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分离化的倾向，以及对人自身文化的研究和对社会现象及制度的研究分离化的倾向，己经成为我们进行多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的鸿沟和藩篱。
　　对“斯诺命题”的破解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过诸多尝试，主要如西方一些国家中对科学、技术和社会（ScienceTechnology,Society或简写为STS)的研究，也就是理科、工科和文科结合为一体的研究，亦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为一体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STS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拓展，不只是技术和科学相结合的研究、人和社会相结合的研究，而是把四者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研究。任何涉及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要从科学和技术、人和社会的密切结合中进行探索，也就是从自然界、人和社会发展整体性上加以研究。纵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当我们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融为一体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等，才可能有较为全面的更具整体性的研究结果。可以说，现代社会对破解“斯诺命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破解“斯诺命题”走跨学科路径
　　探索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及其条件，己经成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从破解“斯诺命题’的角度，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
　　首先是跨学科研究的起点。跨学科研究的起点，就是要搞清和解决人文社会科学是以学科的研究还是以问题的研究为起点。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出发点。高校之为高校，其内部的分类必然以学科为基准，这是高校学科建设的根基，也是高校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在高校是无可更改的。因此，对于高校来讲，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的研究较问题的研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高校的教师更容易以自己所在的单学科的研究为起点，完全忽略单一学科之外问题的研究，更缺乏以问题为起点的研究。
　　学科的研究过程，易于把现有的学科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由此学科的系统性和稳定性会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精致。问题的研究是按照社会现实的要求设定的，它既不可能以学科的先验划分为依据，也不可能恰好对应于一个或几个学科的范围。问题的研究具有极为广泛的学科的综合性，是以问题本身的需要来组织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研究过程。因此，在高校强调跨学科研究，
　　着力要解决的是问题的研究在高校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能以问题的研究来取代学科的研究，但是也不能把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固化在学科的研究上，而不进行问题的研究。后者毕竟是社会的需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价值所在。
　　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是可以结合的，实现这种结合要澄清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方面，要理解学科有其系统性，也有其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化，它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局部化。也就是说，学科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小，与对象整体性的反差就越来越大。学科的研究过于精细，通俗地讲，就是越来越类似“钻牛角尖”，这样下去就可能会舍去整体而只顾局部。另一方面，问题的研究不是按照学科体系而是按照社会发展需要提出来的，问题的研究本身具有综合性，这就决定了其在起点上就有着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的规定。问题的研究有其综合性，但也有其模糊性。也就是说，它不按学科的边界设定研究范围，不仅研究过程是跨学科的，而且还会产生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其实，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并不产生于学科的研究中，而是由问题的研究的综合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发展而来的。关于跨学科研究，要搞清楚是学科的研究还是问题的研究，抑或两者并行、结合的问题。强调跨学科研究，不能舍弃学科的研究，要通过问题的研究来扩大和推进学科的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路径。
　　第二是跨学科研究的过程形式。在人文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研究上，人文学科较多强调的是个体研究，社会科学一直以来就较为注重团队研究，这是各自的学科特点决定的。对于问题的研究来讲，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如何从学科个体研究的习惯转向团队研究的形式。显然，在一些以问题为导向的重大课题的研究中，人文学科学者融合的难度较大，社会科学学者的融合就较容易些。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如何顾及人文学科或者个体研究的这种特色，怎样对社会科学固有的团队特性设计更为合理的研究过程。扬学科的研究中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各自之长，避学科的研究中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之短，形成问题的研究的过程形式，实在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的一场变革。
　　第三是研究者的个人禀赋。对于问题的研究来说，研究者兼备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当然是最为理想的状态。但是，面对学科越来越细化、越来越细分的现实，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晓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学者，也不可能成为通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甚至连成为通晓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各学科的“全才”学者也己经不可能了。我们现在痛惜“大师”的消失，实际上认可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师”。传统意义上的“大师”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产生的，那时的“大师”广博有余而精深不足。就广博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大师”在数个学科多有建树，那是建立在学科还没有细分、划分还十分粗陋基础上的。现在再产生这样的“大师”几乎不可能了。现在的“大师”也许应该以精深为主，而兼有广博。以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可以说是经济学“大师”，在他那个年代，他既懂理论经济也懂应用经济，既懂财政也懂税收，既懂政府经济也懂企业经济。但是，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在世界上也许找不到一个可以和亚当。斯密这样通晓全部经济学的“大师”了。这不是“大师”消失了，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师”不再可能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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